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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北路梆子史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2/15]
刘玉婵1928年4月10日生于山西省忻县忻口村,她的父亲就是刘明山,艺名“五月鲜”,母亲何凤池是河北宣化县人(今张家口市宣化区),也是有名的晋剧青衣演员。刘玉婵在这样一个家庭的熏陶下爱上了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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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5岁的郭兰英跟着她的师父也来到张家口,当年16岁的刘玉婵就和郭兰英成了好朋友,一起唱戏,一起学习。当时戏班在南营坊,回忆起与郭兰英相处的短暂日子,真是永久难忘。那时她们唱戏时相互给对方化妆,还仔细观察对方在舞台上的表现,下来再互相切磋技艺。有一出 “吕布戏貂禅”的戏,刘玉婵饰演的貂禅怎么也拿捏不好,于是小姐妹俩在排练时仔细分析剧情,最后还是郭兰英的一个兰花指,让她悟出了其中的奥妙。可惜,1946年郭兰英便跟随她的师父去了延安参加革命。但那段时光至今让刘玉婵回味无穷,她经常拿出两人的照片,一看就是好半天。1948年,这里成立了察哈尔晋剧团,戏园也改成了新新戏园,刘玉婵演戏的功底越来越深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而且大部分都是主角,在这里她曾与晋剧名演员杨丹卿、牛桂英、郭凤英等同台配戏。她天赋聪颖,勤奋好学,20岁便成为一朵鲜艳的艺术名花,放出了绚丽的光彩。1949年解放后的张家口市成立了晋剧团,刘玉婵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率先加入了剧团组织。她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带头演《小二黑结婚》、《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罗汉钱》等一批新编现代戏和历史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上世纪50年代,国家颁布婚姻法,她与小生演员王桂兰合演的新编历史剧《蝶双飞》风靡一时,经久不衰。当年该戏在戏园演出100多场,每晚都是场场爆满,有的戏迷由于买不上票进不了场,急得哭起来。那时,每年县里要开交流会,人们点名要看刘玉婵的《蝶双飞》,演一遍都不罢休,她扮演的祝英台早已深入人心,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在农村,农民赶着马车往自家地里送粪,一路上唱着“蝶双飞”——“前面走来个祝英台,后面紧跟了梁山伯……”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自家的地;在城市,许多老太太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唱道:“一只眼闭来一只眼睁,是不是舍不得妹妹我负心人……”“梁山伯祝英台,前世姻缘连起来……”每次下乡演出,这部戏是老百姓最爱看的,必演不可,一次,一个农家妇女看完舞台上的祝英台,便鬼鬼祟祟来到后台,原来她是想看一眼卸了妆的“祝英台”,差点儿被当作贼抓起来。当时由于时间紧,演完一场就得马上到另外一个村子演,所以演员往往下了台,来不及卸妆就得马上走。所以乡下的老百姓想见一见刘玉婵本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的。

刘玉婵以她独具风格的表演艺术,还塑造过许多古代和现代的妇女形象。如《游龟山》里的胡凤莲,《六月雪》中的窦娥,《九件衣》里的姜巧云,《包公铡赵王》里的包夫人以及现代戏《朝阳沟》里的银环,《江姐》中的江雪琴……特别是她在《万福宝衣》中扮演的春姑,曾获得过河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一等奖,在《包公铡赵王》中扮演的包夫人获得优秀奖。60年代初,她到北京演出受到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先生的亲切接见。

上世纪60年代,正当《贵妃醉酒》在山西、内蒙、呼市、京津以及坝上十三个县的演出越来越火。

文化大革命让当时42岁的刘玉婵和全国大多数老艺人一样,被迫离开自己钟爱的艺术事业,改行到市第二针织厂当了一名工人。

1978年,刘玉婵迎来了第二次艺术生命的宝贵年华。她和王桂兰、吉凤贞等过去团里的几位台柱子演员先后被招了回来。为了重新组建晋剧团,她跑省城、办批文马不停蹄。从恢复剧团后的那时起,她既要演戏,又要协助团长搞管理,还要辅导青年演员。年轻时刘玉婵在《打金枝》中扮演金枝,轰动一时,而1980年同样在该戏中,她成了青衣,扮演的国母形象一样深入人心,之后她又演了《卖妙郎》、《白蛇传》等,一直到快70岁时她才告别舞台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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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入侵中国给北路梆子带来首次浩劫。因为他们是名人,好多人都认的他们,特别易为汉奸发现。因为他们不为日寇汉奸唱戏,日寇汉奸就北路梆子那样恨之入骨惨无人道。

著名艺人小十三旦郭占整,大有老十三旦之风,文武兼济,声艺俱佳,北路人有“三天小吃饭,也得看看十三旦”之说,就是说的郭占鳌。这样的艺术家,却在1937年忻口战斗中被敌人惨杀了全家。他于悲愤中弃艺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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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须生十六红焦福根,不为日寇汉奸唱戏,困饿死在定襄山上。

名须生九岁红高玉贵赶了大车。

贾桂林的生涯更是北路艺人的典型。当经过十年学艺与演出实践,刚开始唱红了的时候,20岁那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代县,她与母亲逃到代县南山踏马石。当时,纸币不值钱,一切都要用白洋买。在那里住了半年,就无法维持生活了,只好化了装偷偷回到代县城。不料没有几天就被汉奸发现,并且不由分说贴出海报:明天小电灯唱《哭殿》。年轻的贾桂林深深懂得,中国人绝不能给日寇汉奸唱戏,雇了一头毛驴,连夜逃到张家口。从此隐姓埋名,做了十八年家庭妇女。十八年,艺术丢掉了,却保存了中国人的骨气。

“七七事变”到新中国成立12年间,北路梆子幸赖晋绥根据地的绥蒙军区人民剧社、二中剧社、长城剧社等延续,才未失传。人民剧社的“二梅兰”(雷艳云)、“七岁红”(马素琴)、“海棠花”(王秀英)等名演员,辗转绥蒙、晋绥地区演出,为保留北路梆子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省内却没有专业剧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北路梆子”当地人只称“大戏”或“梆子戏”,或专称“代州梆子”。

梆子多用紫檀、红木或枣木制作。两根长短、粗细不同的硬木棒,细长的一根为圆柱形;短粗的一根为长方形。以左手执长方形木棒,右手执圆形木棒,相交成十字形,互击发声。用于梆子戏曲和民间器乐合奏。

1952年文化部举办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共有23个剧种参演。会后,各省市也相继举办民间文艺会演。

1954年忻县专员公署派干部郭开科等邀集流散各地的脱离舞台生活18年的北路梆子演员贾桂林、高玉贵、董福、安秉琪、顾兴、张银、张步青、智文成斗、白菊仙,鼓师郝玉堂,琴师田金贵等,赴太原为山西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展览演出《哭殿》、《舍饭》、《下水牢》,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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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山西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才正式定名为“北路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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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田汉到太原观摩“山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田汉看了当时已经没有专业剧团的古老剧种北路梆子的展览演出之后,马上把北路梆子的主要演员贾桂林(小电灯)、高玉贵(九岁红)和干部郭开科请到他的住处恳谈。田汉对他们说,他已经与省文化领导谈了,应该成立北路梆子专业剧团,请他们担任主演并培养新人。贾桂林因辍演了18年,嗓音没有恢复,“四功五法”均已荒疏,不敢担当重任。田汉当即鼓励她,动员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她深受感动,含泪答应为恢复北路梆子而献身。中共山西省委决定恢复北路梆子剧种。

1955年2月16日,以原忻县专区晋忻剧团和忻县剧团为班底,正式成立忻县专区人民剧团。第一分团专演中路梆子,第二分团专演北路梆子。除上述参加省会演人员和编导周玉和、刘建华、康应珍,舞台美术设计张子鹤外,先后又增加了演员郭云来、筱桂凤、李定官与鼓师窦来来等。这个中断了10余年的剧种从此复活。该团经过一年的努力,发掘、整理了传统剧170个,也移植排演了一些优秀外来剧目,巡回演出在晋北各县与太原、榆次等地。

1956年赴京汇报演出,获得首都戏剧界与观众好评。

1959年春随山西人民赴福建前线慰问团演出,路经杭州、上海等地公演,均获观众赞扬。不久,山西大同市、内蒙古包头市、丰镇县、山西宁武县、五台县及雁北地区陆续建立北路梆子剧团,并在忻州、雁北创办两所戏曲学校培养后继人才。经几次发掘,抄录传统剧目400余个,故删除。搜集整理《北路梆子音乐》两套,以办戏校和随院团培育两种形式培养演员、演奏员300多人,使北路梆子焕发青春,重展雄风。

1956年9月以《算粮》、《访白袍》等戏进京汇报演出,其间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演出两场;中秋之夜在怀仁堂为兄弟党代表团演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陪同米高扬等外宾观看演出,周恩来接见演员并给予热情鼓励。

1957年以《血手印》、《匕首剑》参加山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荣获集体表演奖、导演奖,贾桂林,高玉贵、安秉琪、李月梅、董福、郭云来分获演员奖;田金贵获演奏员奖;张银、顾兴、张步青分获荣誉奖。1959年春,组成山西人民赴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团第四分团赴福州、厦门慰问演出,返程曾在杭州、上海演出,均获好评。

1959年忻县与雁北合专区后,改称晋北专区北路梆子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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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夏,将大同市北路梆子剧团并入。旋又将晋北专区戏曲学校北路梆子专业首届毕业生分配到该团。

1960年以《九龙峪》参加山西省戏曲青年演员调演,李秀英、孙一青、段美琴、刘宝川均获奖。是年10月,贾桂林出席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中国剧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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