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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秧歌中的近代农村社会生活层面析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23]
晋中秧歌,源于太谷县。据对民间艺人的调查,明代中后期,太谷两名落榜举子回乡后,为讽刺农村社会秩序混乱而编写通俗小曲目,在农民们参加田间劳动时传唱,故称为秧歌,也是大多数晋中秧歌曲目中有“家住太谷某某村”唱词的原因。清代初年,安徽凤阳花鼓戏传入晋中地区,与晋中秧歌融合,逐渐发展为踩街秧歌队。此时,秧歌由清一色的说唱发展为轻敲锣、鼓、镲等伴奏且歌中带舞的艺术化形式,并开始利用社火等活动走上街头表演。清代中叶,晋中地区商业空前发达。随着商人足迹的走南闯北,文化也得到频繁交流,《走西口》、《打樱桃》等北方的二人台曲目及《游西湖》、《十八相送》等南方戏曲也与晋中秧歌相融合。道光年间,晋中秧歌逐步由太谷县向祁县、平遥、介休、灵石、寿阳及汾阳、文水、交城等县发展,各县相应地有了反映当地情况的曲目。随着流传范围的扩大和曲目内容的发展,晋中秧歌由民间娱乐走上舞台,大约光绪十五年前后,出现了许多群众性的秧歌班社,利用农闲时登台表演。清末民初,太谷、祁县、榆次等县教员、商人、赋闲财主与晋剧名人(含票友)及秧歌艺人一起对秧歌表演艺术进行改进,一些晋剧曲目如《清风亭》、《柜中缘》等也融进秧歌剧中,进一步推动了晋中秧歌的发展,使它日渐成为山西中路地区广大群众争相观赏的地方剧种之一。

晋中秧歌起源于农村,发展于农村。受农村社会结构及文化特点的影响,它具有不同于纯艺术创作戏剧的特点。从其内容看,戏文多以身边的所见所闻或笑话改编而成,语言诙谐,俗而不雅,恰反映了它扎根于农村基层没有造作的真实性。从其语言风格看,均用各地方言说唱(包括太谷、祁县、平遥、文水、汾阳、交城等地),若改变其语言特色,便失去原有的韵调风味,故为十足的地域戏种文化。从反映的时代看,晋中秧歌虽起源于明代中后期,但真正的发展是从清代中叶开始,并从现存的流行曲目反映,民国年间也是它发展的一个主要时期。从其创作背景来看,大多以晋中一代农村风情民俗、婚姻生活及老百姓日常生活琐事为剧本来源,其中不乏真人真事。据秧歌艺人介绍,他们在演出时,因受到曲目中当事人或其后代的反对,有些曲目在一些地方是不能上演的。因此,晋中秧歌尽管是曲艺的一种,但首先是老百姓生活的写照和他们感情世界的宣泄,这也是它能经久不衰、历代相传的生命力所在。从中对当时农村社会形态进行归类分析,无疑是晋中一代农村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晋中秧歌主要反映了近代晋中地区农村社会生活存在的一些问题,诸如对社会时弊的揭露,对婚姻生活不如意的倾诉等。反映的每一种社会问题都有它产生的实际社会根源,娱乐之余发人深思。

对社会时弊的揭露

晋中秧歌中对农村社会时弊突出反映了两点,一为吸食鸦片的危害,一为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的黑暗,两种时弊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稳定和家庭幸福。

1.吸食鸦片的危害。清代后期,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但从晋中秧歌反映的情况看,晋中农村的鸦片泛滥主要形成于日军侵占该地之后。当地村民把日本人归为给他们带来鸦片危害的罪魁祸首,“自从来了日本人,教会俺们把料料熏”,是每一个涉及鸦片危害曲目必有的一句唱词。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仅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危害,还造成了身体的摧残和心灵的腐蚀。反映吸食鸦片的曲目主要有《劝吃烟》、《断料子》、《奶娃娃》等,其中《劝吃烟》最具有典型意义。据民间艺人回忆,从他们学徒时起,师傅便称《劝吃烟》是由文水县一个教书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编写而成。剧中对吸食鸦片的危害归纳为:一是不务正业,正如其妻子所唱“家住文水在武村,小奴家嫁给一个教书的,后来他教会洋烟吃,家里的事情懒呆做。俺村里人卖洋烟,村、副、闾长都不管,熏上洋烟花上钱,先卖了田后卖楼院。”二是破坏家庭幸福,剧中称“奴男人,坏了心,他要和奴两离婚,妇道人家另行改嫁落下骂名。”三是泯灭人性,剧中男主角有唱词为“回家与我老婆商议去,叫她另行改嫁去,寻媒婆说合去,身价要上二三百,有大洋吃洋烟高兴洒乐……叫一声来把气生,我把贱人告一声,孩子是我养的,老婆是我花钱娶的,打发了你省得惹我生气,省得我买吃喝来养活你。”晋中秧歌将鸦片给农村百姓生活造成的危害体现的具体而琐碎,往往是一个家庭的资产破产或婚姻解体,但艺术作品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恰是它强大表现力的渲染,如秧歌《断料子》中的鸦片受害者“二林林”的生活原型至今仍生活在寿阳县的一个村庄里,他是众多鸦片受害者的代表,是日本侵华危害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见证人。

2.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农村社会的黑暗。晋中秧歌现留曲目大多为民国时期的创作,不少作品涉及到阎锡山统治政策给山西农村带来的恶劣影响。这些作品虽然形成于农村,但对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的主要政策归纳的还是较为典型和具体。曲目《换碗》中数出阎锡山的十可恨:“一可恨阎锡山土地归公,二可恨抓青年编组抽丁,三可恨要粮银将人逼穷,四可恨乡治村到处行凶,五可恨阎锡山‘三自传讯’,六可恨修碉堡浪费民工,七可恨学内传‘自白转生’,八可恨对妇女任意蹂躏,九可恨向商店强要黄金,十可恨充了地饿死良民。”《苦伶丁》中更把这种灾难具体在一个妇女身上:“阎锡山坏尽良心,采取他的‘三自传讯’害人民;奴男人的名儿叫马云生,吃了(死于) 阎锡山的乱棍…阎锡山拆散咱的美好家庭,苦死俺娘们,奴有心反穿罗裙改嫁了,二爹娘不允许俺。”剧中反映了阎锡山“三自传讯”暴行的危害,同时也道出了妇女再嫁常受到各方面干扰的客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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