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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伦:我是鬼才,不是大家

[来源:艺术中国]  [2013/4/15]
魏明伦,四川内江人。童年失学,9岁唱戏。14岁开始发表习作,16岁即被“反右”株连,历经坎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脱颖而出,以“一戏一招”的创新精神先后写作《易胆大》、《潘金莲》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戏曲文学剧本。《易胆大》与《四姑娘》破例双双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巴山秀才》再获1983年全国优秀剧本奖,“连中三元”,剧坛罕见。尤其《潘金莲》1985年问世,引起社会各界大讨论,余波回荡十余年不止。魏明伦在杂文和辞赋方面也造诣颇深,2012年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A

我没给潘金莲翻案

上世纪80年代以前,魏明伦只是自贡川剧团一名小有名气的编剧。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压抑多年的创作才华得以总爆发,其中尤数内容和形式都离经叛道的《潘金莲》最受关注,“巴蜀鬼才”一夜声名鹊起。

《天府周末》:您的《岁岁重阳》最近重新公演,观众反响热烈。30多年前的戏有这样的演出效果,是不是特别欣慰?

魏明伦:经过几十年,这个戏的艺术魅力和思想锋芒,好像(依然)震撼了观众,我感到很欣慰。《岁岁重阳》当年演的时间和《潘金莲》比较靠近。1986年,《潘金莲》的风头太大,反应太强烈,《岁岁重阳》在南京演出的时候风头就被掩盖了。

《天府周末》:您为潘金莲“翻案”,可谓惊世骇俗、离经叛道,但这部戏给您带来了巨大声誉。您认为“翻案”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魏明伦:我不是翻案,潘金莲不是历史人物。我只是重塑了她的形象:《水浒传》塑造了一个千古淫妇,但在80年代重新审视,我觉得她没有这么坏。她是从单纯到复杂,从无辜到有罪,从挣扎到沉沦,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产生的悲剧。如果施耐庵是俯视潘金莲,那我就是平视她,写这个妇女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的过程,来反映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妇女的命运:她反抗张大户时我歌颂她,她那个阶段恰好似《红楼梦》里面的鸳鸯抗婚;她无奈嫁给武大郎时我同情她;第三个阶段我惋惜;而她和西门庆的阶段,我就有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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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周末》:当时很多文化名人为《潘金莲》喝彩?

魏明伦:并非所有人都说好。争论很大,在街头巷尾刮起针锋相对的旋风。一种要热烈拥护,包括吴祖光、萧乾、巴金等;一种是强烈反对,林默涵、贺敬之,包括姚雪垠。在全国甚至欧美国家都引起了关注。

余秋雨是我的知音。我记得他在四川有很多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反对这个戏,他就出来批评学生。虽然不是雪中送炭,但的确是强硬的支持派。前年我从艺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他还专门到成都祝贺。他一般不出席这种场合。

《天府周末》:上世纪80年代初应该是您的黄金时代。在这些丰硕的戏曲成果中,您最满意哪一部?

魏明伦:当时说我高产,其实我追求少而精。如果写来没影响,我不干。而且我的戏不是获奖见长,而是影响、畅销。像《巴山秀才》至今生命力强,《潘金莲》上百个剧团演。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因为一个戏和另一个不一样:《夕照祁山》是典型的阳春白雪,《岁岁重阳》就下里巴人。我是穿越戏的鼻祖啊!《潘金莲》古今中外从头到尾一直穿越。像后来李碧华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张艺谋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都和我的戏直接间接的影响有关嘛。我一个是内容颠覆传统观念,另外是艺术形式颠覆:从来没看到过贾宝玉、武则天、芝麻官、现代法官、记者和潘金莲搅在一起,所以反对派说内容离经叛道,艺术形式离经叛道,两个加在一起,影响才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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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戏一招,但我招招不离人间烟火。像《潘金莲》只能说没获过奖,但它进了现当代的文学史啊,当代文学史是不收戏曲剧本的哦!《潘金莲》和朦胧诗、意识流小说等,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代表,思想解放的标志性文艺作品之一。

《夕照祁山》不一样,它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写的《潘金莲》姐妹篇:一个是千古淫妇,我看来也没那么坏;一个是千古圣贤,最伟大的男人我看其实也没那么神。一个是不同意施耐庵的女人观,一个是不同意罗贯中的圣贤观,跟两部名著商榷,但两个戏遭遇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更心疼我那些没受到应有待遇的戏。

《天府周末》:您成功的密码是什么?

魏明伦:这个比较复杂,颠覆和创新,前提是思想解放的大环境。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独立思考。我有“三独”:独立思考,独家发现,独特表述。首先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然后会有独家发现,再独特表述。另外“二民”:我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是民族的,但内容是民主风骨,这不容易结合和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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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扮演生净末丑,台下自修诗词歌赋

魏明伦童年失学,9岁就登台唱戏,赚钱养家。13岁左右倒嗓,不得不从主角沦为配角,过早尝到世态炎凉。不过“被迫”的转型再加上他惊人的天赋,最终成就了他在戏剧界的巨大成就。

《天府周末》:能否给我们从头介绍一下您和戏剧结缘的全过程?

魏明伦:我个人经历很独特,父亲是一个玩友鼓师,会写戏,母亲、哥姐都和戏有关系,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戏,在娘胎里就有戏剧基因。从小看戏看得多,自然就唱得来了。7岁开始唱玩友围鼓,坐唱。然后9岁登台,九龄童。

我父亲在内江有一定的名声,就是没有财产。后来家里人口多,各种亲戚都需要我父亲打点。恰好我唱戏来钱,可以养家,就没读书了。1950年,我9岁的时候登台,当时自贡剧团最大的腕一个月是30元,我是60元。年龄小,人家愿意看。那时在戏班不是唱娃娃生哦,唱小生、须生,然后是文小生。我不像别人从跑龙套开始到主角,我一上去就是主演。然后嗓子倒了,人又没长高,慢慢降成配角。

《天府周末》:您童年失学,现在却是公认的大家,怎么学到这一身诗词歌赋的硬功夫?

魏明伦:我有三个童子功,一个是戏剧童子功,一个是文学童子功,还有一个运动童子功。当时我是台上唱生净末丑,台下自修诗词歌赋,齐头并进。而且我读书读得很杂,不仅掌握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甚至江湖上的民间文学都看。我就是一个杂种,读得多,记忆力好。

《天府周末》:古文看得懂啊?

魏明伦:我的记忆力、理解力、领悟力都强。我天生跟古文有特殊感觉。没有进过学校,也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指导。

《天府周末》:真正提起笔创作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魏明伦:童年我在小地方大红啊,但嗓子一倒,马上感觉到世态炎凉,所以很自然地往文学上转。转了好,如果搞表演,最多是个比较优秀的演员。1952年,开始写白话诗,杂文,后来写戏。最早写的戏是1952年的《卧虎藏龙》,第一个搬上舞台的剧本是1954年的《莲花湖》。

《天府周末》:据说您16岁的时候即被“反右”株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日子是怎样的?

魏明伦:我三个童子功里有一个政治运动童子功,16岁就卷进了整风“反右”。有意思的是,论水平我算得上右派分子了,但我不够公民年龄,所以没戴上帽子,只享受了右派待遇,弄到农村劳动3年。一个小娃娃卷进政治运动,你想打击好大!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亲历了三年大饥饿、大炼钢铁……一直跟农民一起。所以我的忧患意识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后来回到剧团,就是专业编剧,控制使用。我的命运随着运动的松紧出现变化。松的时候呢,就让我写剧本,一紧,就让我写检查。结果我写的检查比写的戏还多,后来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脱颖而出。这个大的时代环境,把我压抑多年、积蓄多年的才华功力,一下子像决堤一样爆发了。所以我确实是比较典型的改革开放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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