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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娟著《我与孙道临》转载

[来源:艺术中国]  [2013/5/2]
大约20年前,夏天,上海电影界有一个入党活动,记者去采访,发现新党员名单的第一个,是孙道临,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瑞芳。

那天道临老师也有发言,简短,但很动情,几次停顿。瑞芳老师也湿了眼眶,喃喃着:“这下好了,好了。”我问瑞芳老师怎么了,瑞芳老师说:“其实道临参加革命比我早,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道临不容易,王文娟不容易。”

从瑞芳老师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道临老师的故事:还在北平崇德中学读书时,孙道临就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地下党员。七七事变后,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留守北平的孙道临被捕。和他后来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一样,虽受酷刑依然坚守了组织的秘密,也没有暴露身份。但等他被家人营救出来后,组织关系接不上了。此后他回到燕京大学哲学系,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他一边找组织,一边参加抗日活动,再度被捕。再后来,辗转上海,正式当了一名演员。解放后,终于打听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直接领导朱迈先(朱自清长子)的下落,但朱已经冤死,他的组织关系就此成了悬案。虽然背着曾经被捕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孙道临一直以党员的标准严以律己,只是每遇风浪,他依然是被卷入漩涡的那个,连带他的爱情。

1962年,在周总理的关心下,王文娟与孙道临终于喜结良缘

在瑞芳老师的记忆里,起先是朋友们撮合他和王文娟在一起,后来是王文娟坚持要和他在一起,“王文娟是抗美援朝回来的新党员,孙道临爱她又怕影响她的政治前途,苦啊。”张瑞芳为此找了周总理、邓大姐,才终于有了“舒伯特与林黛玉”的姻缘。瑞芳老师说,孙道临善良敏感,王文娟开朗勇敢,“如果没有这个家,后来的文革道临怎么熬得过来?他们两个的爱情,不得了啊。”

后来,一直想哪天要请道临老师讲讲他的恋爱,可总也不敢,知道那是谦谦君子的他心里最痛也是柔软的一块。2007年,道临老师病危,记忆全失,却只认得妻子王文娟;遗体告别时,他身上盖着鲜红的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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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上海书展,王文娟老师的自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出版,其中《七条琴弦谁知音》一章,补上了当年瑞芳老师讲述的细节。关于爱情,一直在舞台上千回百转演绎爱情的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

“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

人与人之间长期相处,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共同的价值观,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什么是对彼此最重要的,这些问题上如果观点一致,即使在现实面前时常碰壁,至少还有彼此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安慰。在艺术上,我们是对话者、切磋者,遇到困难时,又是同道者、支持者,毕竟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珍贵的东西值得追逐,值得保护,比如梦想,比如原则。”

记得道临老师从影40周年时,《文汇报》牵头为他做了一次纪念活动,在他老家嘉善。春雨霏霏,他一手打伞,一手挽着文娟老师,过小桥上台阶时,我们总会听到文娟老师那一口越剧普通话:“道临,你当心,道临,你走好……”(陈晓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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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拍摄越剧电视《孟丽君》,导演孙道临在指导演员王文娟

我与道临:七条琴弦谁知音

王文娟

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从学戏的那天起,我挑起了养家的担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养成人。直到两个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才觉得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那是1958年春,黄宗江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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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他倒也不客气,滔滔不绝,让我有些吃惊。“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道临开始给我写信,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亲喜欢看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观众来信,都由母亲先看,所有被认为有求爱嫌疑的来信,母亲统统都扣了下来,但凡是落款上写着“孙”的,母亲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

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他说起自己的家世,年轻时的坎坷经历,他父亲是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从小家教极严,严格过着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生活。早在崇德中学念书时,他就受同窗好友朱迈先等人的影响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奉命转入地下工作,担任北平“民先”的负责人,随后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也受到怀疑被捕,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给组织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他曾多次设法联系党组织,却始终未果。此后,他回到燕京继续学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又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再次被捕,出狱后因为不愿在日本人掌控下的校园念书,又不忍给病弱的父亲增加负担,独自一人在北京交道口养羊,早上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羊奶,夜晚一个人在灯下看书学习……我也讲述了自己少年时为家庭分忧的心境、青年时在乱世中为生计奔忙……他也曾经随上影剧团赴朝鲜战场,说起那段经历,他笑着说,或许某月某日在某个山洞里,我们曾擦肩而过也说不准呢。

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他家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

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1959年我在天马厂拍摄电影《追鱼》时,一天我小弟弟来探班,在摄影棚外看见一个人从缝隙向里面张望,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却是电影明星孙道临。等到道临第一次上门,一直蒙在鼓里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道临第一次上门,我家就出了个小“洋相”。那天吃鸡子榨面,我们家乡的特产,用自制的米面放上笋丝、鸡蛋、咸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面不好,还是母亲的厨艺发挥有失水准,我吃了两口就忍不住皱眉,面实在硬得难以下口,道临却连连说“蛮好蛮好”,一边把面吃了个精光。后来,我问他那天的面到底硬不硬,他扮个鬼脸笑说:“你家的面再硬也是好吃的。”

没过多久,道临邀我去他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道临的母亲,她端正的圆脸上架一副老花眼镜,很慈祥,虽然极少出门,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房间不大,客厅还兼着书房,一张大书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茶几上早已摆好四碟八盘的零食点心,边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蛋糕。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蛋糕糖果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母亲说,道临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天气太热生怕蛋糕不新鲜,拿了一台小风扇一直对着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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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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