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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艺术家的历程与审美》后记

[来源:艺术中国]  [2013/5/20]
做一本《二人转艺术家的历程与审美》一书,完全有赖于吉林省企业家文艺家联合会韩耀旗总编辑的盛情相邀。

按照韩耀旗总编辑对《历程与神秘》总体设计,本书按三部分编成:第一辑“生活和艺术之旅”,写成了“我的童年和少年”自传的一部分;第二辑收辑了我发表和出版过的二人转研究著作和文章的一部分;第三辑收辑了评论我二人转研究文章的一部分。

按照韩耀旗总编辑的设计,第一辑应该有我研究二人转研究经过的内容,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由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使我对童年和少年经历的过度迷恋,也由于篇幅的限制,我走向二人转研究道路和二人转研究过程,反而没有来得及做应有的记述。因而,借后记的机会做一个必要的交代。

我的本行是做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之所以走上二人转研究道路,是和80年代末文化变化有关。80年代中期我曾在复旦大学进修学习,系统地听过陈思和老师的现当代文学课程,也听过李泽厚等著名学者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的学术报告。回到学校后曾经撰写过一篇重新评价《青春之歌》的文章,但是此文辗转了几个学报都没能获得发表,后来在《上海文论》上看到陈思和老师新开了一个“重写文学史”的栏目,就把文章寄给了陈老师。陈老师很快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陈老师意修改的文章,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由《青春之歌》的在评价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局限》为题,在《上海文论》89年第2期发表。但没过多长时间,《上海文论》“重新文学史”栏目及其文章就受到了严厉批判。

重新评价《青春之歌》本来是我是重新评价当代文学史作品系列文章之一种,但受到严厉批评后,在我看来,这类文章是一个相当长时间不能再写了,这个系列重评的计划就被迫放了下来(但有些学者却坚持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苦闷,我的大学同学王木萧知道了我的情况,就邀我到辽源市开了一次二人转研讨会,并观看了一场二人转,这就引出了我二人转的研究兴趣,并使我走上了二人转的研究道路。关于这些,在我第一本二人转研究著作《二人转与东北民俗》中曾有记述。

我的二人转研究大致有这样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一丑一旦“转”即二人转形式意味的研究;第二个方面是对二人转原型或称源头的研究;第三个方面三是对二人转从远古原型到今天变形“谱系”的研究;第四个方面是对新型二人转艺术特征的研究。

我的观点是,一丑一旦二人转的“转”其基本意义是性爱;二人转的原型是红山文化祭祀女神圣婚仪式的“二神转”;今天的二人转就是从“二神转”变化过来的形式;新型二人转的主要特征是“戏谑与狂欢”。这些观点都集中在《二人转与东北民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二人转的文化阐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2008)、《戏谑与狂欢:二人转艺术特征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二人转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二人转启示录》(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里。

我的研究方法是运用文化人类学,包括原型批评等,把二人转放在东北民俗文化的传统中去,追溯它的原型,梳理它的谱系,探究它的意义。此种研究是一种对现代娱乐形式二人转与东北远古神圣祭祀仪式“打通”式的研究,试图给二人转找到它的原型,给“关东戏剧”找到它的根,给东北文化找到它的源头,给二人转找到由圣婚仪式到二人转形式的演化轨迹,给人们痴迷二人转找到最终的解释。但这还只是我的愿望与追求,我的研究离这个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当然我也有很多收获。

这得益于我在学校开设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文化人类学和符号学几门研究生课程。它使我有机会研读了最新的研究方法和运用这些最新研究方法的典范如叶舒宪、闻一多等人的著作。我的二人转研究,包括我的《语文经典重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研究等是我选修课理论方法的批评实践,而这种批评实践又加深了我对理论方法的理解和讲授。

收在本书中第二辑中的一些文章,是从我出版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中选取出来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章节,它可以反映我二人转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我的研究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的研究还在进行中,我真诚地欢迎读者朋友提出各种批评意见,我希望读者朋友的意见能够帮助我,使我的二人转研究更好一些。

本书的第三辑是一些学者对我二人转研究的评价。我非常感谢对我进行支持、帮助的那些学者。在《二人转探源》后记中,我曾写过这样的话:“支持就是力量”,这是我深深的体会。我的二人转研究最初是不被二人转研究界看好的时候,在议论、怀疑、非议最多的时候,关德富老师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支持,给我的《二人转与东北民俗》写了序,这给我了研究的信心和力量。叶舒宪老师在《二人转的文化阐释》中说:“《二人转的文化阐释》一书确实是开拓性的,在人文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方面,树立起一个范例,一个标尺”更给我鼓舞与激励。而韩耀旗总编辑在《对审美新特征的揭示 ——读杨朴二人转研究新著<戏谑和狂欢>》说:“杨朴认为,二人转在表演上,丑角和旦角之间的逗弄,对人物的夸张模仿以及与观众戏谑化的交流等等,都体现了这种艺术特征。但是,艺术表现性的本质,还是艺术的审美精神。笔者认为,杨朴概括出的“戏谑与狂欢”,抵达了二人转审美精神的核心。”还有一些批评家的评论,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与支持。我非常感谢那些学者的热情鼓励与激励。

在第一辑中,我写下了“我的童年与少年”,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越是距离越近的事情,记忆与感受越是朦胧、模糊和遥远,而越是距离遥远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记忆和感受越是清晰、深刻、恍若昨日。这就是人老了的标志。在这样一个文字泛滥和“读图”的时代,我相信一个无名之辈——我的自传几乎是不会有什么读者的,但是,我还是要写下我的童年与少年,那也许就是一种“自恋”吧。我要寻求一个机会,“反刍”我的过去,重新品尝我的过去,重新回到我的过去,在我的生命里探寻我的过去,与我的过去对话。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写下我的青年、中年和老年。

当然,这个我的过去,也与二人转研究有关。我本来是搞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没有想到我会对二人转研究这样痴迷,并一发而不可收。这固然有80年代末的时代背景有关,但更与我童年与少年时代对民间文化的了解有关。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了解农民的感情,我也了解农民为什么喜欢二人转。其他理论方法当然对我的二人转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对二人转的研究仍然是以我对农民和民间文化的理解为基础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样一本书里,执迷地写了我的童年与少年的原因。我童年与少年的生命感受是我对二人转进行“审美”的基础,也是我能够坚持不懈进行研究的动力基础。

我的童年与少年是不幸的,但我却深深地怀念着我的童年与少年。

谢谢你了,我亲爱的读者,谢谢你对我童年与少年的阅读,也谢谢你对我二人转研究的阅读。如果你能够对我的自传和二人转研究提出你阅读的意见,那就更谢谢你了,我亲爱的读者。

(《二人转艺术家的历程与审美·杨朴》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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