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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台审美文化之探究

[来源:艺术中国]  [2013/6/4]
二人台广泛流传于内蒙古西部地区,山西的河曲、保德、偏关一带,陕西的榆林、府谷、及河北的张北地区。其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风格各异,并以其鲜明、独特的地方特色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由于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的不同,二人台的生成、发展与黄土文化(黄土高原、黄河流域)、草原文化(内蒙古境内、阴山山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表明,对于地域性民族、民间音乐理论体系的研究既要注重本体研究,也要注重跨文体体系的研究。在二人台音乐的研究中要通过特殊研究对象“二人台文化体系的共性与个性的诸多关系的研究”,将二人台置入其流传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去,通过流传地域的人们如何根据自身文化去构建、使用、传播和发展二人台的考察研究来阐述其基本特征、生存规律、民族特征,研究其审美思想和审美风格。

一、二人台中的交融现象

(一)二人台中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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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西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历史是历代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编写的,也是历代生活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汉族和北方许多游牧民族都曾在这片疆土上留下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印记。自古以来,此地区就长期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汇区。从阿拉坦汗时期开始,四百余年来,在这片疆土上长期友好聚居的主要是蒙汉两族人民一直延续至今。开始了的由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并存型经济的转化进程,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居民的民族结构,并且促进的商贸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历代“走西口”的人们与当地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汉族大多数是“走西口”而来的山、陕地区移民,携带着华夏板块,匈奴板块的黄土文化的烙印,与草原板块文化碰撞交融,以晋陕为主的北方移民,带来了中原的农艺、手工技艺、民间艺术和民俗风习,艺术品种的相互交融必然共生新的艺术品种,“二人台”、“蛮汉调”、就是在这种背景中产生的。“二人台”是伴随“西口路”的经济、文化、整体社会生活而产生的。二人台艺术是“西口路”文化现象中共生文化系统的对象性的产物。在“西口路”文化的参与中,“晋”、“陕”、“蒙”(内蒙古西部)、“冀”人民在情感、观念、行为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认识,对音乐形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西口路”经济、文化生活这种历史背景,没有各地移民混杂而居的共同文化生活,没有黄土文化(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游牧文化)的交融,就不会有共生文化“二人台”的出现。所以说二人台是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共生文化,是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完美结合。

(二)二人台中多宗教文化的交融

北方各游牧民族最早时期大多信奉原始的萨满教。远在东汉时期,内蒙古西部包头地区的汉墓中就已有白象等与佛教有关的彩绘,可见那时佛教对这一地区已有影响。从达茂联合旗的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发现的文化遗存,表明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良教派)至少在宋代晚期便已传入达茂联合旗一带。(《绥远通志稿》多种宗教和平共处,相互交汇。对于内蒙古西部地区来讲,影响最为深远的当然还数喇嘛教。喇嘛教的传入,除了宗教上的意义之外,还具有文化上的意义 ,这使得藏传佛教文化和藏族文化传播到蒙古地区,便促进了蒙藏两族在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带有宗教色彩的西藏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也均传入。大量史料表明,内蒙古西部地区是多种宗教信徒友好共居之地,也是多种宗教文化交汇之乡。在其本土文化中也有“赛社文化”的传承。从明清始,大量移民的进入,必然带来他们原居住区的文化,这就导致了“赛社文化”、“多民族文化”与“多宗教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也体现了佛、道、儒思想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影响。解放初,内蒙古西部地区还有许多戏台的遗留。目前,在农村也大量保留了戏台,每年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八月十五等时节,“赶交流”、“看戏”等民俗还是广大农村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也为二人台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平台。

二、二人台音乐中的交融现象

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人民在习俗上也有很多是相融的,在艺术形式上也是相互借鉴的。内蒙古地区的民歌具有交融性,既有晋、陕、蒙、冀地区间汉族音乐的交融,也有蒙汉民族之间音乐的交融,这主要源于三省毗邻,且方言相近。二人台流行的地域范围主要分布黄河中上游的晋、陕、蒙地区的,黄河在此段呈几字形,地形独特,有黄土高原,阴山山地及河套平原。由于府谷(陕北)、河曲(晋西北)、准格尔(内蒙古西部)三地区的地缘相近,河曲县现还保留着“西口古渡”的遗址,此地自古有“鸡鸣三省”的说法。三省在此三地区的方言、习俗上也有许多共同的因素。这也与早期的“放垦实边”政策和“西口路”生活密不可分。早期,在内蒙古地区开始农耕经济生活的汉人,大多数都是晋、陕的汉人,所以,他们在此长久的聚居中保留了晋、陕的文化传统、方言土语及生活习俗。三省区早期的音乐形态以山歌为主,“晋西北的‘山曲’,陕北的‘信天游’,流行于黄河中游两侧的黄土高原,内蒙古的‘爬山调’流传于黄河中上游的阴山山地及河套平原,三者的流传呈胶着的状态,因此接下了近亲关系,依山傍水的自然环境给山歌一个赖以生存的天然舞台。(《土地与歌》乔建中)”。历史上的大量移民,使晋、陕、的山歌在内蒙古境内广为融合,为在民歌基础上形成的二人台发展奠定了丰富音乐基础。当时低下的生活水平和交通的闭塞,居住在山区、高原的劳动人民多数过着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统治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使他们得不到起码的文化艺术享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极大快慰是自编自唱自己的歌,这也是山歌兴盛的原因。而当人们觉得山歌还不能更完整、更全面的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时,就逐渐增加了叙事和说唱的形式,故事情节也愈加复杂化,使打坐腔由一人演唱发展为二人对唱,同时又受到晋陕歌舞的影响,融合了俗语、窜话、歇后语、曲艺、戏曲等多样的艺术形式,在内蒙古地区这样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地区,多种艺术的汇集交融必然就会产生变异,衍生出新的艺术形式—“二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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