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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官逼民反,老百姓就成了匪”

[来源:艺术中国]  [2013/6/17]
最后一幕戏,韩再芬略略有些紧张。每次演出,她虽看不清座上观众的表情,但能“闻”到剧场里的“味道”。

2013年5月29日晚,安庆“再芬黄梅”剧院原创黄梅戏《徽州往事》在广州上演,广东、安徽多名领导前来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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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发生在清末。徽州月潭村商人汪言骅与妻子舒香因官匪之乱分离,舒香以为丈夫已死,嫁给富商罗有光做填房。多年后,汪言骅洗清了莫须有的罪名,兴冲冲回家时借道拜访老友罗有光,落座饮茶,遇到妻子舒香。两个“好男人”客气地让起妻来,女人站在旁边,宛若一个物件。

舒香愤而出走。韩再芬最后唱道:“官患匪患乱世态,百姓就像小绵羊。”

“官患匪患里有着这部戏的价值观。”编剧谢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安徽,曾有“明智的领导”跟他聊这出戏:“老百姓为什么造反?就因为官太坏了。官逼民反,老百姓就成了匪,就要死人。官好一点,有些事情百姓理解一点,革命就能过渡成改良。”

官商勾结的贡献

徽商殷实,免不了被朝廷以“佐国之急”之名勒索。明万历年间,部队征战关西,盐商吴仰春被要求输送三十万两银;清朝常有捐输,大富豪江春“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后把自己捐得倾家荡产。

太平军和清军在徽州打十年的仗,休宁、绩溪等县被来来回回占领十几次。“5500个村子,3500个被蹂躏,1500个被踏平。最后跟曾国藩打拉锯战,打到没粮食吃了,开始吃人,那叫‘两脚羊’。”编剧谢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休宁人,戏里的月潭村,就是他从小长到大的地方。

徽商常年在外,妻子在家苦守,受徽州大儒朱熹的影响,只能“灭人欲”。在谢熹的理解中,徽州女人都是“破罐子破摔”:“她们不断用家书和银票支撑自己,荣耀性地过日子。在罐子的价值来讲,她是悲哀的。但在碎片的价值里,她还会找到荣耀——我的碎片比你的大一点,这是碎片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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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往事》“让妻”的故事是有原型的。相传“治墨大王”胡开文有个赏识的独眼治墨师傅,手艺高超。独眼喜欢胡开文的小妾,胡开文知道了,大方让妾给他。妾临死时,对胡开文说:“我只因为爱你,才和他过了一生。”

胡开文是绩溪人,绩溪出“功名”:胡宗宪、胡雪岩、胡适,都是绩溪人。

“没有一个徽商是真正热爱商业的。”谢熹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最大的追求是功名。不像晋商觉得赚钱本身就是快乐的。”

谢熹学化学出身——还教过方舟子无机化学,在美国留学一圈,顿悟做商人是光荣的,回国在苏州开了家公司,成了“现代徽商”。

可他的前辈们不觉得光荣。徽商们是坐在钱袋子上读书的一群人,发达了就全力资助乡里的青年才俊。

要显功名,就得把祠堂修好。徽州的祠堂五六千个,每年正月初三,各家把家谱摆出来,汪家到胡家看看,胡家到程家瞧瞧,看看谁的子孙殷盛、门楣光耀,这叫“摆谱”。祠堂最讲究的,是大门上那些木头桩子——那是“来头”:一个来头代表一个进士。徽州进士最多的一家,祠堂门上有八个来头。

这些士气儒风,让徽商逃不了和官的关系。那年代,不找个官做靠山也不行:徽商富甲天下,就是因为能从政府手里换来大把的“盐引”(买卖盐的凭证),垄断市场。胡雪岩因左宗棠而兴,被御赐二品顶戴、赏黄马褂,谢熹觉得这就是“官商勾结的典范”。

“讨好官员,就得好吃好喝招待。但朝廷的人,什么山珍海味没见过?你得给他找点乐子。”谢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乐子,就是包徽班唱戏。

把自己捐到倾家荡产的大盐商江春,曾以每年“三万金”的价钱包养德音班和春台班,只在自己家里演。

乾隆八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催生了京剧,春台班是其中之一。官商勾结,也为京剧诞生出了一份力。

信用和丛未环

“你要说京剧和粤剧是戏曲,黄梅戏连戏曲都不是。”谢熹比方道,“黄梅戏就是戏曲里的流行歌曲。”

黄梅戏是最早引入音乐家的剧种。人人都能唱几句的《天仙配》,就是已故音乐家贺绿汀的学生白林作的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因此破天荒有了二重唱。从那时起,黄梅戏成了作曲家主导的艺术——传统戏曲因为曲牌固定,都由演员根据自身情况演绎。

在韩再芬看来,黄梅戏唱词都是大白话,“能跟时代对话”。她很早就开始对自己的黄梅戏“动手术”。

演《徽州女人》,她把戏服上的一对水袖剪掉——按传统,水袖是个重要道具:你得用它虚拟动作、夸张地表达情感,它是“戏曲美”的一部分。韩再芬剪掉的理由很简单:让观众更清楚地看到演员细腻的动作——这多少和韩再芬的电视剧、话剧表演经验有关。

那些古老的戏曲动作,她也觉得该改良。“我给小孩子做动作。”韩再芬把两臂各拂向一边,一只脚抬起来:“他说,阿姨,你在干嘛?生活里,大家已经不知道这是开门。抬腿、跨门槛,这都是梅兰芳大师那个年代的事了。”

2003年,韩再芬打算和谢熹合作做戏。酝酿剧本时,韩再芬去国家美术馆看展览,到了门口人山人海。看车老太太告诉她:“今天促销,当然人多。前几天有个诚信展,根本没人。”

那时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WTO前总干事穆尔关于中国“最缺的不是资金、技术,而是信用”的论断,刺激了中国政府。“诚信”是个热词。黄梅戏《公司》踩着这个节点排出来,让安徽省领导高兴坏了,省委书记王金山还为这出戏题词:“信用安徽建设的产物,建设信用安徽的教材”。

可很多戏迷不满意:黄梅戏演得跟音乐剧似的,剧情太简单,老派的身段步法、表演程式都没了。

“那时候搞得太超前了。”韩再芬回忆,包括戏里那些不正经的名字:丛未环——从来不还贷款;胡留言、刘飞宇——制造“流言蜚语”的记者,让看惯了传统戏的观众一时接受不了。她准备抽空再把这出戏“重新弄弄”。

饭局上卖戏

韩再芬出生时,安庆几乎人人会唱戏。四十多年过去了,戏曲纷纷成了“遗产”,安庆还是座“唱着过的城”。

沿着菱湖水,长江岸,安庆民间黄梅艺人常常操起家当,展开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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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江唱戏,设备不讲究,用的是劣质小喇叭。韩再芬听不过去,决定解放安庆人民的耳朵。“再芬黄梅基金会”于是买了好几十套小音响,挨个儿送给各个街区的小班子。

真正靠唱黄梅戏赚钱的草台班子,“全安庆现在还有一千多家”。这些班子演出的时候,搭个草台,台下是各种卖甘蔗、买馄饨的。看戏的就啃着甘蔗,吃着馄饨站在台下伸脖子看。

十几年前,谢熹在安庆看过一场草台班演出。那时没有无线耳麦,戏台中间就吊根绳,绳末系着话筒。轮谁唱,就走几个台步到话筒前。有个小生唱着唱着跑下台,看戏的人都淡定自若,只有谢熹大惑不解。一问,才知道这是常事:小生尿急了下台解个手,解完了再回到台上继续唱。

这样的演出现在一台的价码两千块。一千个戏班供不应求,请他们演出还得靠抢。但人民群众的朴实喜好,就是走不到剧院里。

2005年,安庆黄梅戏剧团因为经营惨淡,启动改制。原属一团和三团的优势资源,被合并到韩再芬所在的二团。用韩再芬的名字命名新剧团,是安庆市委书记的建议。

韩再芬接手时,团里账面上只有2000块钱,这还不包括韩再芬借给剧团的8万——因为接拍电视剧,韩再芬算是戏剧圈里的有钱人。当时团里60个人,每年的政府拨款只有91万。

韩再芬开始“化缘”。一次饭局上,一个烟草专卖局的领导当场拍板:“韩老师,您说的这事我们得支持,我们每年补助你们100万。”

半年后,剧团的几出大戏捋顺了,开始商演。凭着韩再芬的名头、《徽州女人》的“梅花奖”招牌、能说得上话的朋友,“再芬黄梅”商演场次越来越多,慢慢开始赚钱。“品牌效应很快起来了。”韩再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变成韩再芬一出台,钱就上去了。”

2006年后,“再芬黄梅”每年得商演一百多场。2012年,“再芬黄梅”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剧团有了硬性指标:每年至少得有1000万的利润。

安徽电视台编导方可把喜欢韩再芬的人归为五类:女大学生、年轻白领、知识分子、官员、企业家。

不论到哪儿,韩再芬绝不忘请当地的朋友吃饭。深圳的饭桌上,她谈成了桩生意:请深圳银行把戏票纳入积分兑换活动,让平时拿着积分换杯子的客户,有机会换张戏票。在广州,她和移动以同样的方式达成协议。谈生意这活,别人替不了,企业家只认她。

现在,韩再芬想把“韩再芬”这三个字的经济效益,转换成整个剧团的效益。她希望“再芬黄梅”能像人艺那样,有一堆艺术家,而不是一个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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