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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戏曲

[来源:艺术中国]  [2013/8/3]
随着戏曲活动的活跃,各种戏曲班社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据粗略统计,整个南阳各种戏曲班社达168个,其中越调30余个,南阳梆子16个,二簧60余个,锣戏、卷戏、花鼓、皮影、木偶、京梆(河北梆子)40余个。从府、县衙门、达官贵人到富豪乡绅,直至平民百姓,多以供戏为荣,一时蔚然成风。唐河大方庄秀才方保珠及其儿子方文合,连供六科二簧窝班(科班),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起,到民国二十年(1931)止,历时33年。邓县的张小本以长达30多年的时间,先后办起了一科越调班和五科南阳梆子窝班;南阳县的张汝英于清末民初创办的二簧班,名角荟萃、盛极一时。至于花鼓戏以及锣戏、卷戏同台演唱的锣卷戏等在南召、方城、唐河、桐柏等地都有班社活动。戏曲班社,都先后培养造就了一批各怀高技、争露锋芒的著名演员,他们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除加在他们头上的,如“戏圣”(南阳梆子中的刘贵生),“戏夫子”(文武小生周桂琴),“老少迷”(花旦侯太香)等种种浑号外,还流传着很多谚语和民谣。如“生娃(南阳梆子旦角王春生)喊一腔,迷了八道岗;男人不下地,女人不烧汤。”“舍得爹,舍得妈,舍不得才 娃(锣卷戏旦角邵才娃)的《打灯花》;舍得爹、舍得娘,舍不得才娃的《三开膛》。”名优的出现,把南阳境内的戏曲活动推向鼎盛时期。遍及城乡的庙会,久已成风,无论春祈秋报,庆功还愿,宴宾会朋,婚丧寿诞,都竞相演戏。桐柏县平氏孤峰山三月三庙会最兴盛时,同时由三四个剧种八台大戏对台演出,观赏者多达数万人,热闹非凡。深山也不例外,南召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大石头沟,圆不溜溜,唱不起大戏唱肘偶(木偶),搭不起台子凑崖子,坐不起墩子坐石头……不会戏文胡乱说,学着老包下陈州。”

无论越调班或二簧、梆子班,除在南阳境内演出外,周口、信阳等城镇,甚至湖北、陕西也留下他们的足迹。如淅川县的孙都文二簧班曾奉召到西安献演,慈禧太后特敕赠黄马褂;1923年,唐河张湾的“三字二簧”班还在汉口德租界汉剧院演出等。戏曲活动的范围十分广大,名优们为南阳戏剧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戏曲活动的频繁开展,戏曲班社的迅速发展,从府县衙门、名门望族、商贾富豪到乡民百姓,都很重视演出场所的建设。清末,整个南阳的古戏楼已是星罗棋布,遍及城乡,多达600余座。至于简易的戏场、木台、土台,更是遍地林立,数不胜数。值得一提的是社旗县城山陕会馆内的悬鉴楼,此楼兴建于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有容纳万人看戏的场院,两侧有可设五百多“雅座”的长廊。设计独特,造工精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颇为壮观,是河南省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古戏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一时期的演出剧目多为师傅向徒弟口传身授、代代承袭。到辛亥革命后,一些有文化素养的戏友才开始以戏曲为武器,为地方戏创作剧本,进行反对帝、官、封的宣传。如《罗六爷造反》、《花老婆造反》、《洋烟鬼子显魂记》、《曹瑞莲走雪》等一批新创作的文明戏。到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唐河的李从编写的《木兰从军》、《劝夫抗战》等,南阳的周季伟编写的《新刺虎》、《难民痛》、《汉奸相》等,进行抗日宣传。这些剧目的创作,为南阳戏剧史上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特色。

到了20世纪30年代,曾称雄南阳剧坛的越调、南阳梆子、二簧三大剧种,呈现衰落趋势。然而,恰在此时,根植于南阳大调曲的曲剧,经过长期孕育后,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各地的曲剧班社风起云涌,比比皆是,从城镇的街坊小巷,到偏僻的村边地头,到处都可听到曲剧调子。曲剧在南阳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为南阳剧坛上的霸主。其原因,一是大调曲在南阳这块土地上有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曲剧的艺术表演没有程式化的局限,新颖活泼,别具一格。其语言通俗易懂,富有情趣。唱腔丰富多彩,优美清新,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和生活气息。三是剧目内容贴近群众、生活与现实。曲剧演出的剧目大多具有反封建、追求婚姻自由的内容和精神,如《祭塔》、《三娘教子》、《小姑贤》、《李豁子离婚》等,剧中人物为追求幸福生活,与封建势力抗争,最后取得胜利。四是曲剧的新起,造就了一大批深有影响的演员,他们以各自精湛的技艺,在观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因为这些名角的出现,反过来又推动了曲剧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阳戏曲事业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首先,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对流散各地的戏曲班社予以登记和整顿,派驻干部,加强党和人民政府对戏曲表演团体的领导,使戏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历来被视为“下九流”的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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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头10年,通过登记和整顿,南阳拥有曲剧、豫剧、越调、汉剧(二簧)、宛梆(南阳梆子)5个剧种,26个专业戏曲表演团体。自建国前后传入南阳的豫剧开始兴盛起来,南阳、方城等先后成立9个豫剧团体,越调、汉剧也有新发展。惟独宛梆仅剩下内乡县一个剧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南阳戏剧队伍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和摧残,大批演职员受到批斗后被赶出剧团。各县市剧团除南阳地区曲剧团外,都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1年大演“革命样板戏”时才逐渐予以恢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过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南阳戏曲事业才重新恢复了生机。同时,各剧团还分别建立了戏曲创作组织,配备了专职编剧、导演,音乐唱腔、舞台美术、人物造型、服装制作等方面也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形成一支行当齐全、门类完备、有一定艺术水平和综合协调能力的戏曲创作与演出队伍,乐队伴奏也增添了西洋乐器,新的声光技术被陆续采用,更提高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

在戏曲创作方面,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了创作机构,重新组织了创作队伍。作者的戏剧观念开始更新,在创作思想、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进行积极的探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从创作思想看,不少作者站在新时期的高度,去审视、去评价反映现实生活和再现历史生活的题材,开掘出发人深思的丰富内涵,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冀振东编剧的《风流小镇》(后改名为《红果,红了》),张远、凌振祥(执笔)编剧的《战地重逢》,李建中、余辉、江鸟、禾丰编剧的《情系青山》,刘广生、徐清才编剧的《酷情》,谷建成编剧的《儿女传奇》,党万树、李古娥编剧的《青山明月》,何中兴编剧的《乡醉》,冀振东、魏天葆、安子贤编剧的《惊蛰》等。

南阳重视对青年演员的培养。1980年,重建了南阳戏曲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演员,充实了戏曲演出队伍。不少青年演员在演出的过程中崭露头角,成为南阳戏曲事业的后起之秀。

总之,南阳戏曲文化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无论剧种或剧目,在20世纪50和80年代,南阳戏曲可谓百花齐放。但到80年代后期,南阳戏剧文化,同全国一样出现了“戏剧危机”。人民是爱艺术的,戏剧的生命力是强盛的,戏剧爱好者或利用打擂形式登台演出,或利用街头巷尾自拉弹唱,戏剧文化迅速发展。同时又给戏剧工作者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要想使戏剧文化增强生命力,必须看到戏剧文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无论是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特别是戏剧的内容、题材都要进行改革,要向兄弟剧团学习,努力提高演职人员的素质,以此来促进南阳戏剧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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