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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浏把昆曲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

[来源:艺术中国]  [2013/8/27]
我对张充和说:“毕竟是战争时期,重庆那时候也经常要挨日军轰炸,你们的曲社,怎么维持正常的活动呢?”

“轰炸归轰炸。那时候,重庆的各种文化活动还是很多、很热闹的。重庆曲社在城里,以丝业公司做大本营;重庆师范,在北碚乡下。曲社要唱戏演出,我就从北碚带几个学生过去,唱主角,再请人配戏,跑跑龙套什么的。”

“那时候,曲社都唱过什么戏?”

“就那么几出,《刺虎》、《游园惊梦》、《断桥》、《思凡》、《闹学》什么的。当时劳军,各部会联欢,唱的都是老戏,没有新编的戏。现在的小孩子,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编新戏了――弄音乐,哪有这么简单!”老人家忽然发起感慨来,“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执掌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

杨荫浏(1899年―1984年),又一个中国音乐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今天一般的读者,也许无缘读过他著名的《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音乐的著述,但是,一定都听过二胡曲《二泉映月》和古曲《满江红》。《二泉映月》这块中国民族音乐的珍宝,就是杨荫浏在一九五○年间,回到故乡无锡,亲自为盲人流浪艺术家阿炳录音、记谱而得以传世的;古曲《满江红》,则是一九二○年代由杨荫浏以现代简谱翻译古谱,并填上岳飞原词,才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

提起杨荫浏,张充和的神色变得活泼起来:“杨荫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个absent-minded(跑神,不专注),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记得那时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呵呵,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

屋子里,一时充盈着张先生的笑语欢声:“我到重庆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属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跟沈从文、朱自清他们一起编教材,我管诗词、昆曲、音乐这一摊,沈先生管现代小说,朱自清管散文。那时候西南联大刚成立不久,沈从文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他们一家住在一起。我们花二十多块钱租了一个大佛堂,有四间小房可住人。前楼是沈从文一家,我住后楼;杨荫浏刚从后方来,住在旁楼;在西南联大管行政的杨振声,住另一个旁楼。我们几家人那时候吃、住都在一起。杨荫浏在昆明学校教音乐和算学,每天夹着个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课,房门永远不锁,见什么人都点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总是在想事。有一回我和杨振声、梅贻琦几个人,老远的跑到昆明学校去看他,他看见我们,点点头就走过去了,我们只好直接到他房间去了――他的房门永远开着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恍然想起我们是他的客人,慌忙从外面跑回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张先生说着呵呵笑起来,“杨荫浏研究的乐理方面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懂。他本来是学科学出身的,听说从前在燕京大学,他教的不全是文科,还有理科。他的笛子吹得很不错,经常为我们唱戏吹笛子,一板一眼的,很讲究。可他不会背曲,吹什么都得看谱,所以他把我唱的很多昆曲唱段都翻成了五线谱。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为很多赞美诗作曲,可是,他从来不向我传教。我的一个侄女当时和我住在一起,也信教,倒是一天到晚地向我传教。”

我插话问:“张先生,你有什么信仰吗?”

她笑笑:“没有。我不信佛,也不信上帝。从前带我长大的祖母倒是吃长素的佛教徒,心很诚的。可是我祖母从来不叫我信佛,也不要我吃素。她吃素,我在另一个小桌上吃荤菜。她的厨房都做素菜,唯一例外是给我炖汤,可以有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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