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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的重编和续编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0/10]
新世纪以来,我国京剧工作者为了丰富舞台演出,不仅创编了一批新剧,而且重编和续编了一批新剧,并大都在京剧艺术节上获奖,因而也较为引人瞩目。

重编和续编不同于一般的改编。改编剧目对原剧既不伤筋动骨,更不脱胎换骨,基本保留了原剧的情节、人物、唱段和表演,只对部分内容和形式做少量的删减、增补和强化。比如国家京剧院由高牧坤和董圆圆主演的《霸王别姬》,仅加强了项羽在九里山战斗的英武场面。又如天津青年京剧团由赵秀君和张克主演的《韩玉娘》,是将《生死恨》压缩后以突出韩玉娘的悲惨经历。再如北京京剧院由常秋月和刘明哲主演的《李亚仙》,则主要是将《绣襦记》中李亚仙刺瞎双眼的伤痛情节改为欢庆结局。这显然都是在原剧基础上的精益求精,使之更加精练和精彩而成为精品。

重编新剧虽跟原剧的题材相同,但在主题的设置、情节的构置和人物的配置等方面都跟原剧有所不同,尤其在唱念做打舞等艺术形式方面,基本上是重起锣鼓重开腔。比如国家京剧院由张建国和郭霄主演的《汉苏武》,就是不但以奚派表演取代马派经典《苏武牧羊》,而且欲“使这一历史素材呈现出最现代的思想意蕴”。又如济南京剧院由陈长庆和刘珊珊主演的《重瞳项羽》,则一改梅派经典《霸王别姬》以虞姬为主角成为以项羽为主角,并突出项羽柔情的一面。再如天津京剧院由吕洋和王嘉庆主演的《香莲案》也是对张派经典《秦香莲》这一题材的重新诠释,由突出同权贵的不屈斗争,改为强调如何面对欲望和苦难这一永恒命题。

我非常敬佩这些重编剧目的京剧工作者,在马派、梅派和张派等经典面前敢于另起炉灶、敢于重攀高峰的艺术勇气。正如《香莲案》剧本扉页上所说:“让古老故事多一种解说,让京剧程派艺术多一出剧目,让京剧舞台多一种呈现。”不过,这些重编剧作纵然在初演时也受欢迎,也能获奖,但要想像原剧那样长久传承和广泛传播,确实较为困难。我绝不是说同一题材根本不能赶超经典,或另立经典。但我认为与其花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重新演绎陈旧题材,不如创编崭新题材的新剧。因为我国有上下几千年悠久丰厚的历史,有纵横数万里壮丽秀美的山河,有13亿勤劳勇敢的人民,有56个花团锦簇的民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宝库,何必去攻打前辈大师已经高设的擂台呢,还是另外创设新的擂台为上策。

我比较欣赏和看好续编剧目:如内蒙古京剧团创编,特邀姜亦珊和杜喆主演的《大漠昭君》,就不是对尚派经典《昭君出塞》的重编,而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创作。

关于王昭君的故事,除了后代的诗词咏叹之外,戏剧门类若从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算起,600余年来,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以及各地方剧种都有编演,但大多沿袭《汉宫秋》的构思,重点表现王昭君的别宫出塞。其实王昭君出塞后,先生一男,后生二女,通过其子女同汉的互访及和亲,汉匈之间出现了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帜盛,牛马布野”的和平安定局面。《大漠昭君》就是反映王昭君在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究竟是立前阏氏之子雕陶莫皋为单于,还是让自己的儿子伊屠智牙师继位的关键时刻所做的决策。剧作着力表现的是王昭君深明大义、高瞻远瞩,以汉匈世代和好为重,毅然决然地将象征匈奴最高权力的宝刀授予前阏氏之子的故事。

显然,这在舞台上树立的是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既不同于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当匈奴将以大军压境时,不得不别宫出塞而哭啼啼的王昭君形象;又不同于五四时期郭沫若在独幕话剧《王昭君》中,为寄寓个性解放以反抗王权和夫权,负气出嫁外邦而怒冲冲的王昭君形象;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后曹禺在多幕话剧《王昭君》中,为表达“汉匈一家,情同兄弟”的主题,请令求行而笑盈盈的王昭君形象;《大漠昭君》塑造了一个既是母亲,又是阏氏,更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光灿灿的王昭君形象。正如董必武《过昭君墓》所赞:她彰显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续编剧作的优势,首先在于既不像改编剧作那样重复前辈大师的剧作,也不像重编剧作那样挑战前辈大师的剧作,不但不受桎梏,而且是充分利用了资源。比如上海京剧院由陈少云和安平主演的《成败萧何》,就继承了周信芳在《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艺术特点,在新世纪增添了一出麒派新作,使麒派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其次,续编剧作还回应了前辈大师剧作留下的悬念,满足了观众求新挖根的心理需求。比如湖北省京剧院由万晓慧和王铭主演的《建安轶事》,就是接续了程派经典《文姬归汉》的情节,描写了蔡文姬归汉后在曹操安排下,如何处理同董祀的老妻少夫的婚姻关系,如何在董祀的帮助下完成父亲的《续汉书》,从而既获得爱情,又留下巨著的故事。如果将《萧何月下追韩信》同《成败萧何》两出戏连接起来,则完满地解说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民间俗语的内涵。

我所列举的新世纪续编新剧中,取材于汉初的《成败萧何》,取材于汉中的《大漠昭君》和取材于汉末的《建安轶事》,所表现的“韩信追回”“昭君出塞”和“文姬归汉”后的故事,都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史记》、《汉书》和《后汉书》都有记载。同时,新世纪的京剧工作者们并没有拘泥于历史,而是都以现代的眼光和笔墨进行了适当的虚构。新世纪这批续编的历史题材京剧,既像过去的历史剧一样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历史知识,又通过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使观众不仅获得美学享受,而且获得哲学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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