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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原型的跨文化探讨——答复《二人转“原型”研究中的四点质疑》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0/25]
二人转原型的跨文化探讨

——答复《二人转“原型”研究中的四点质疑》

孙红侠的《二人转“原型”研究中的四点质疑》①认为我在《二人转的文化阐释》②提出的“牛河梁女神庙,那是东北先民举行圣婚仪式的‘神圣空间’,是东北大秧歌的源头,也是二人转的源头”,全书起点的“这种对辽西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的遗址功能为“圣婚仪式”的场所的推断似乎是不真推断。”认为我对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资源的使用“有存在不当的可能”,进而批评我“对二人转艺术的认识有庸俗泛性主义的倾向”,并进一步指出我的“研究中立足东北局域的原型追溯是对东北文化的孤立与割裂”。

我的二人转原型研究确实存在很多疏漏,需要不断补充、深化和完善,但并不存在孙红侠所提出的问题。孙红侠对我二人转原型研究所提出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对原型理论方法了解不够所造成的。由于对原型学说不能有全面、深入、准确地了解,因而,孙红侠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重错误:一方面不能从跨文化比较的角度看到拙著已经论述到的东北远古圣婚仪式的原型是“二神转”;另一方面,又把弗莱的原型和荣格的原型等同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了,就非常遗憾的把原型批评看成了泛性主义的批评方法;也正是对原型缺少真正的了解,才忽视了东北文化传统的重要影响,而特别强调中原文化融合的作用。

关于原型及二人转原型的象征系统

孙红侠对原型理解的错误首先是:只看到了弗莱与荣格原型的区别,而没能看到弗莱与荣格原型的内在联系,并以弗莱和荣格原型的区别抹煞了弗莱和荣格原型的内在联系。孙红侠认为:“荣格尽管已将理论深入到了文化心理积淀的角度,但仍然局限于分析心理学,而加拿大学者诺斯洛普·弗莱出版于1957年的巨著《批评的剖析》则将此派学说彻底引入了文学领域”,“前者是心理学性质的,指一种心理的意识,而后者是文学性质的,指具体的文学意象。”并据此认为:“杨朴先生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的使用还是行文的引用都没有注意到荣格和弗莱原型概念的异同,也始终存在对原型概念的误解误读”。

在孙红侠看来,弗莱的原型和荣格的原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没有内在关联的理论。这是对原型批评方法的很大的错误理解。其原因是孙红侠只在概念上做简单的区别,而没能从理论的实质上看到两者的内在联系。荣格的原型虽然是分析心理学的概念,但荣格反复论述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形式,原型表现在原始部落的传说、神话、童话、梦和艺术品中,传说、神话、童话、梦和艺术品中反复出现的形象就是原型,因而原型也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形式。弗莱即借用了荣格原型的概念,又借用了荣格的原型是集体无意识表现方式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弗莱与荣格原型理论的内在联系。而正是在这个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弗莱把荣格表现在神话的原型方法扩大到了整体文学的宏观把握上,认为整部文学史都是原型模式的体现。“我所说的原型,是指将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的象征,可用以把我们的文学经验统一并整合起来。而且鉴于原型是可供人们交流的象征,故原型批评所关心的,主要是要把文学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交流的模式。这种批评通过对程式和体裁的研究,力图把个别的诗篇纳入全部诗歌的整体中去”③。从弗莱的原型方法可以看出,弗莱把荣格的在神话和梦等中显现的文学原型扩大到了整个文学史关系中,特别强调了传统对后世文学的原型影响作用。而这种作用就是原型即集体无意识的结构作用。这就是弗莱对荣格的原型理论的超越和发挥。弗莱对荣格虽然有超越和发挥,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荣格原型理论作为他原型批评体系的基石,就不可能有《批评的解剖》宏伟大厦的建造。弗莱原型与荣格的不同是,荣格把原型应用的具体的文学研究上,而弗莱是应用到整体的原型模式探讨中。

弗莱的原型理论还有另一个来源,那就是对弗雷泽《金枝》思想的借鉴。弗雷泽《金枝》在探究“金枝”习俗时,发现许多原始仪式在许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中却是极为相似或相同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女神的圣婚仪式,在许多地方都是以大同小异的方式存在的。弗雷泽并没有运用原型的概念,没有运用集体无意识概念,也没有运用比较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但是,他对“金枝”古老习俗和圣婚仪式的追根溯源研究,和举行圣婚仪式的共同心理需求,却是原型的,也是比较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弗莱在《金枝》当中看到的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和“变形象征”如何表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仪式中,这促使弗莱把弗雷泽对“金枝”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了整体文学研究中。而这仍然与荣格的原型有内在的联系。

对原型批评的理解,只在概念上做区别是没有什么意义或只能有相反的效果的,即模糊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孙红侠只在概念上做区别,意在说明荣格的是分析心理学的,弗莱的是文学的,两者是不同的,不能作为一种方法来运用,这未免太教条了,不符合原型批评方法的实际。即使从荣格的原型来说,荣格从来也没有把原型死死地限制在分析心理学的领域,荣格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既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又发现了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方式原型,同时,荣格还把这种方式运用到了文学艺术研究之中。荣格是原型批评的开创者。看一看荣格的《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心理学与文学》和《毕加索》等文章④,再看一看鲍特金的《悲剧诗歌中的原型模式》⑤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为研究方法的研究,就会明白,荣格的原型批评对文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会清楚荣格分析心理学与原型批评的内在联系。

说到我的二人转的原型研究,运用的就是荣格和弗莱的原型批评。我在《二人转的文化阐释》中,直接引用荣格和弗莱原型理论并不多,但这并不标志着我没有运用他们的方法。我是把他们的理论化作了具体的研究方法。我之所以既运用荣格,又运用弗莱的原型理论,那是因为,荣格的原型使我能够很好地解释原始先民为什么要举行以“二神转”为原型的圣婚仪式,而弗莱的原型使我能够很好地解释在东北文化中有一个二人转原型的象征系统。例如我引证了荣格这样的论述:“神只是一些精神因素,即无意识的原型罢了”⑥,来论证圣婚仪式的“二神转”是先民集体无意识愿望的表达方式;引证了“作为结果出现的一系列幻想把无意识释放了出来并制造出富于原型形象和联想的材料”⑦,说明东北农民创造二人转的形式仍然是集体无意识愿望的表达。而对弗莱原型的运用,我是把弗莱的文学整体观、原型象征系统、原始套式、原型模式化作了一种分析方法,运用到了和二人转原型象征系统的分析中。这就是一本旨在探讨二人转原型的书,为什么要写到《二人转与萨满跳神》,为什么要写到《二人转与原始戏剧》,为什么要写到《二人转与东北神话象征系统》,为什么要写到《二人转与关东戏剧》等四章的原因(该书一共才六章)。荣格和弗莱各自的理论恰好能够分别阐释二人转原型产生和二人转延续的文化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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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红侠对原型理解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对原型批评与精神分析批评的混淆。她说:“即使真正理解了西方的理论也不一定就能将其用于中国实际的文艺问题的研究,那也仅仅是提供一种思路或者是一种方法,何况原型批评具有忽略社会关系与社会属性、将一切归之于性本能而具有泛性主义倾向、过分重视潜意识和意识的能动作用等自身的局限性。而且神话和原型批评的理论用于解释艺术形式的起源和原型实用性的目的太过明确,忽略了艺术的本质是审美活动的事实。”这种说法不是对我的二人转原型研究的质疑而是对原型理论方法本身的质疑了。这段话既把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等同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了,又把弗莱的整体原型观等同于荣格的原型了,而荣格是等同于弗洛伊德泛性主义的,把弗莱等同于荣格就等同于把弗莱等同于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了。任何对原型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是混淆常识的错误,而且还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精神分析方法是错误的、不可取的,这样也抹煞了精神分析批评的独特贡献。前面孙红侠说弗莱与荣格是有区别的,这里又说他们是等同于精神分析的泛性论的,这就很明显地暴露出孙红侠对原型批评理论理解的混乱和隔膜。理解到这一点,就明白了孙红侠说我二人转原型研究是对原型理论“有存在不当的可能”的原因,也明白了孙红侠说我二人转研究理论资源有问题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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