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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方戏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2/9]
   

80年代末,涌现了优秀戏剧剧目《山鬼》、《镇长吃的农村粮》、《桃花汛》、《琵琶记》、《从前有座山》等。1990年,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举办”湖南地方戏曲大汇?quot;,取得了良好效果。

90年代湖南的戏剧创作,仍保持较高的水平,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1993年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新的娱乐文化的挤压,影响到剧本创作和演出的数量和质量,但仍有一批戏剧工作者痴心不改,坚守戏剧家园。至1999年底,湖南共有21部剧作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含其前身全国剧本奖)和文华剧作奖。  

在剧目生产方面,1994年以来,省文化厅每三年举办一次全省性的新剧(节)目会演,至今已进行两届,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剧目。如舞剧《边城》、话剧《世纪风》、祁剧《走廊窄,走廊宽》、音乐舞蹈诗《扎花女》等。至1998年,共有6台戏剧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1台戏剧获文华奖,其中《边城》获文华大奖,9人获中国戏剧梅花奖。1999年,赵风楷、彭铁森、康健民创作的剧本《秋天的花鼓》,刘瑛创作的话剧《三0八班》获田汉戏剧文学奖。

湘剧 早期主要流行于“长沙府十二属”(即长沙、善化、湘阴、醴陵、湘潭、湘乡、宁乡、益阳、攸县、安化、茶陵)及江西与湖南毗邻的北起修水、南至吉安的各县。当时民间习称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或“湘潭班子”。“湘剧”名称最早见诸民间9年(公元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因它是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演唱的,故一度称为”长沙湘剧”。湘剧有高腔、低牌子、昆腔和弹腔(南北路及一些杂曲小调)四大声腔、现有传统剧目682个,其中弹腔剧目有500个以上,高腔剧目近百个。新中国成立后,整理、改编、创作的剧目中,有《琵琶上路》、《打猎回书》、《五台会尼》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还有《拜月记》、《追鱼记》、《金丸记》、《百花公主》、《李三娘》、《金印记》等传统剧目和《山花颂》、《郭亮》、《玛丽娜一世》等现代戏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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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剧  旧称“祁阳班子”。民国年间称为“祁阳戏”。江西、福建等地称祁阳戏为“楚南戏”。新中国成立后定名为“祁剧”,分永河、宝河两大流派,流行于本省衡阳、邵阳、零陵、郴州、怀化5个地区以及桂北、粤北、赣南、闽西等外省区,兼有高、弹、昆3咱声腔,保留各类曲牌达1079支,唱腔素以高亢、激越见称。永河派弹腔戏较多,宝河派高腔戏较多。演唱高腔,永河派以人声帮腔,宝河派以唢呐帮腔。表演风格以粗犷见称,带有浓郁的山野气息。保留传统剧目941个。50年代以来,以整理、改编的《昭君出塞》(三次赴北京汇报演出)、《闹严府》、《牛皋毁旨》、《访贤记》、《包公坐监》等传统剧目及创作改编的《黄公略》、《燕子与兰兰》、《送粮》、《松坡将军》等现代戏有较大影响。历代名艺人,生角有胡德孝、李玉亮、朱文才、李荣祯、唐福耀、桂松茂、田连禄、邹镇喜、郑浯滨等,小生有颜云瑞、何翠福、郭品文、傅梓林、唐清兰等;旦角有刘福满、苏荣兰、钱福芳、筱玉梅、颗颗珠、吕淑贞等,老旦有廖锦彩等;花脸有唐三雄、夏福洪、萧品龙、张品超、邓汉葵、殷福杰、罗柱玲、刘浯德等;丑角有周三毛、何三保、李荣富、费相臣、王赛雀等;东师有唐睛川、李德轩、刘道生、唐云卿等;教师有易月玉等。

辰河戏  以高腔为主,兼有昆、低、弹腔。流行于今怀地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邻省贵州、四川,湖北与湖南毗连地区,即沅水中、上游(俗称“辰河”)一带,故名“辰河班子”,又叫“辰州班子”。民国33年(公元1944年),“辰河戏”名称首见于沅陵《力报》。1955年正式定名。泸溪县浦市镇是其形成、发展的基地,舞台语言由浦市官话提炼而成。现存曲牌200余支,唱腔高亢、粗犷,具有湘西地方特色,习称”浦腔浦调”。表演艺术分下河路子(以浦市为中心,讲究诙谐)、上河路子(以洪江为中心,表演艺术严谨规范)、白河路子(以永顺县王村为中心,艺人多兼演木偶)4个流派。历代名艺人,下河路子有米殿臣、杨学英、向代健、陈德生、石玉松、陈依白、杨仕元、康桂卿、陈盛昌等;中河路子有刘子焕、杨世济、舒洛成、刘德书、杨宗道等;上河路子有安启家、杨锦翠、向玉翠、李福彩、吴松林、王兰芳等;白河路子有李刚仄、曾金堂等。辰河戏有高腔剧目183个(其中包括6个连台大本戏),是湖南保留高腔剧目最多的剧种。另有弹腔剧目350个。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有《破窑记》、《李慧娘》、《烂柯山》、《周仁献娘》、《金玉记》等,创作的现代戏有《寡妇链》,影响较大。

衡阳湘剧  民间称为“衡州班子”或“衡州大戏班子”,也有称“衡阳汉调”的。民国初年,其弹腔剧目兴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定今名。流行于衡阳、郴州和湘南各县,江西永新和广东乐昌等地。有昆、高、弹3种声腔,是一个保留昆腔剧目较多的剧种。艺人祖辈传说,明代有个江浙冯姓的官员带来戏班,是为衡阳有戏班之始。又说: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桂王就藩衡州,带来昆腔戏班。传统剧目约500个左右。其中昆腔剧目颇具特色,表演动作细腻,舞蹈性强。整理的昆腔剧目《醉打山门》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还有《雁门关》、《置田庄》、《审假旨》、《打碑杀庙》、《贺府斩曹》、《牛皋招亲》等,还演出过王夫之的《龙舟会》。历代名艺人有王玉祝、蒋寿钧、谭松云、周法伯、潭松月、谭保成、谭贵昌、陆金龙、罗金城、曹金彪、王桂枝等。

武陵戏 历史上只称戏班名,亦称“沅河戏”、“汉戏”、“常德戏”。1953年改称“常德湘剧”,1957年又改名“常德汉剧”,1986年定名“武陵戏”。主要流行于常德、桃源、汉寿、慈利诸县市,以及西洞庭湖滨与湘西一带,并远及湖北、贵州部分地区。有高、弹、昆3种声腔,清代末年形成以弹腔为主的局面,采用中州韵与常德方言相结合的统一舞台语言。据60年代抄录的传统剧目统计,共有剧目450余个,其中弹腔戏占90%以上。弹腔剧目包括各班共有的”江湖戏”和瑞凝、天元、文华、同乐4大名班各具特长的”一家戏”。整理、改编的一批传统剧目,有《思凡》(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祭头巾》(文化部颁发的第一批戏曲得奖剧目之一)、《打督邮》、《两狼山》等。创作的现代戏中,《发霉的钞票》(参加全国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并获奖)、《巧婚记》、《姻缘错》、《芙蓉女》等影响较大。历代名艺人,生行有萧盛保、王文松、艾元松、孙元裕、李福全、万千元、朱明禄、罗炳泰、雷华禄等;旦行有小癞子、胡春凤、李福祥、萧兰芳、万金红等;净行有王金奎、毛太满、罗武刚等;丑行有胡春阳、邱吉彩等;乐师有蔡春生、刘炎卿等。

荆河戏 主要流行于湘北澧县、津市、临澧、石门、大庸、岳阳等地,以及湖北的石首、松滋、公安、监利、恩施和中游的铜仁,四川的秀山、酉阳,共30来个县市。曾称“上河戏”或“大台戏”,1954年定今名。有昆、高、弹3种声腔,以弹腔为主。舞台语言用澧州官话。保存的传统剧目542个,其中弹腔戏500个,昆腔戏15个,高腔戏11个,杂腔小调戏16个。清代咸丰年间,名艺人有”三个半戏子”(田育远、张春喜、李老五和谭三元)和”五喜搭一侯”(陈兴喜、张茂喜、向凤喜、许天喜、王赛喜和侯吉生)之说。民国以来,有黄绩三、许宏海、瞿翠菊、彭化万、张申华、滕和瑛、胡醉趣、王天柱、余未精、傅丑精等名艺人。50年代以来,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有《反武科》、《寒江关》、《双附马》等,新编历史故事剧有《法场拜相》、《程咬金招亲》等,创作的现代戏有《喇叭树下》、《状子》等具有特色。

巴陵戏 原称“巴湘戏”,民间又称“岳州班”,1950年一度称“岳湘剧”,1952年定今名。流行于湘北的岳阳、湘阴、汩罗、平江、临湘、结容及湖北通城、监利和江西修水、铜鼓等地。近代的巴陵戏班”岳舞台”在湘北、湘西、鄂西南、赣西的38个县市颇有盛名。声腔以弹腔为主,兼唱昆腔、杂腔、小调。用岳州官话提炼成舞台语言。清代中叶,昆腔在岳阳很流行。杨懋建在《梦华琐簿》中提到的岳阳徐稚青,便是”工度曲”的”佳士”。清代末叶逐渐以弹腔为主。传统剧目共423个,分整本、半本、折子、小戏4类,以半本戏(演二、三小时)居多。按声腔分,南北路和小调剧目占420个,昆腔戏只有3个。名艺人中,乾隆年间的李翠官,驰名湘鄂;稍后见于记载的有高秀芝、贺四、黄升福、倪春美等;近代有杨和凤、丁爱田、许升云、胡永发、苏来保、李筱凤、张义怀、冯仙岩、丁艳香、孙艳华、周扬声等。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有《打严嵩》、《九子鞭》、《夜梦冠带》、《打差算粮》、《三审刺客》等;新编的大型历史剧《何腾蛟》参加了湖南省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献礼演出。

湘昆  流行于湘南桂阳、嘉禾、新田、宁远、蓝山、临武、宜章、郴县、永兴、常宁等县,以桂阳为活动中心,故又称“桂阳昆曲”。昆曲何时传入桂阳,暂无确凿史料可考。据昆班老艺人萧剑昆说:“桂阳最早有集秀班,到过广东演出。”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广州《梨园会馆上会碑记》上载有“集秀班”,可资佐证。民国年间,曾一度衰落。1956年以来经政府的扶植,获得新生。其声腔,只有昆腔一种,吐字行腔,以湘南官话为标准。经常演出的传统剧目有整本戏40余个,还有一批折子戏。表演艺术既保持了昆曲优美、细致的传统风格,又具有粗犷豪放的地方特色。名艺人有谢金玉、张宏开、萧文雄、萧剑昆、匡升平、彭升兰、萧云峰、李升豪等。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有《武松杀嫂》、《连环记》、《荆钗记》等,创作的现代戏有《腾龙江上》等,均反映较好。近年来,新编古装戏《一天太守》,已拍成彩色影片,改名《疯秀才断案》。

邵阳花鼓戏 据史料记载,作为一种成熟的戏曲形态,邵阳花鼓戏最迟形成于清代的道光、咸丰年间。邵阳花鼓戏的发展,经历了从“二小”(小丑,小旦)、“三小”(小丑、小旦、小生)到生、旦、净、丑四行俱备的三个阶段。“二小戏”是在对子花鼓基础上形成的。邵阳农村,逢年过节时,都有民间舞狮子、舞龙灯、车马灯等活动,都要演唱对子花鼓。这种对子花鼓,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很简单。在这种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有情节有故事的小戏,也形成了小丑,小旦两个角色行当。到了同治年间,随着剧目内容的逐步丰富,剧中人物增多,才有了小生的出现,形成“三小”行当。民国初年,一方面上演剧目不断丰富发展,一方面与兄弟剧种的学习、交流不断增加,在“三小戏”的基础上增加了须生和花脸,形成了生、旦、净、丑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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