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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戏的忌讳

[来源:新民晚报]  [2015/7/6]
多年前,报上爆出上海京剧院在温州唱《挑华车》的奇事。说是当地高家庄观众,因主角高宠与他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坚决不许演他被铁华车压死的戏,演员只能改为挺立结束。大宋朝的高王爷与温州高家庄何干?当时的舆论批评其为愚昧陋习。

其实,看戏有忌讳也是我国传统演剧活动由来已久的风俗。上至宫廷庙堂,下至豪门富贾无不尽然。1922年,时任财政次长的张英华为儿子完婚举办堂会。张府特捧小翠花,大轴原定是余叔岩与小翠花的《坐楼杀惜》,加曲友与小翠花合演《借茶活捉》,均是小翠花的好戏。张英华因“惜”与“媳”谐音,大婚之日“杀媳”嫌不吉利;又因张子行三,易联想到剧中的奸夫张文远“张三”,特命改去。小翠花改前《嫦娥奔月》,后与王瑶卿、朱素云合唱《得意缘》,余叔岩则大轴改唱《定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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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剧作家陈墨香的父亲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官至卿贰,一生曾任多处学政。有一年任山东主考,同事是学士杨庆麟。考试完毕,大官们请主考看戏,杨学士点了一出《齐人打陈仲子》,陈主考点了一出《长生殿》“埋玉”,是陈元礼逼杀杨贵妃。姓杨的要打姓陈的,姓陈的要杀姓杨的,满座皆惊,疑惑两位主考不睦,二位明白过来,自己都不免后悔。

还有一位大官杨昌濬(字石泉),因在浙抚任上督办“杨乃武小白菜案”不力,被慈禧太后革职而名声大噪。他请一位李姓阔佬在吴山看戏,伶人送上戏目,他见有《大保国》,戏名甚好,就点了。江南的织造兼管替皇家采办伶人,自然是戏油子,提醒他这出戏“杨(波)家忠,李(良)家奸,点不得”,他才恍然大悟,改点别戏。

有忌讳,也就有影射。最擅长影射的当数慈禧太后。戊戌政变以后,慈禧与光绪母子不和,慈禧太后看了谭鑫培的《天雷报》大喜,因为此戏鞭挞的就是“养子不孝”。她觉得天雷打死张继保还不解恨,命伶人改戏,将张继保天雷劈死以后,由小生改小花脸,到阴曹再打八十大板;又在光绪皇帝的万寿前后几日,连续点谭鑫培、杨小楼唱《连营寨“哭灵牌”》,特地新制满堂白盔白甲白旗,触儿皇帝的霉头来解恨。

都说传统戏曲是“写意艺术”。不仅伶人装扮在台上“写”剧中之“意”,台下点戏听戏之人也借戏“写”自己心中之“意”,或者怕被别人误会另有别意,所谓借戏中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恰恰是传统戏曲有趣有“意”之所在,似不宜仅以愚昧陋习视之。只是表达这种“写意”、忌讳应有个“巧”“拙”的分别。

2006年,我们请时年93岁的刘曾复先生来参加“绝版赏析元宵晚会”。大家都想听听刘曾老的《审头刺汤》。因为刘老这出戏很接近余叔岩的唱法,词句唱腔皆比时下流行的唱法隽永。当年,余叔岩在百代公司灌片,原定有这段“四平调”,不知为何临时没灌,成了余迷的大遗憾。可是,刘曾老一听就面犯难色,说:“这戏我吼两句倒没问题,可这大过年的又是‘人头落’,又是‘过往神灵饶过谁’,太不吉利了!”因而,他老人家改唱一段吉祥戏《蟠桃会》,皆大欢喜。这是改得巧。

拙的是,有些晚会同样为了取吉祥之意而胡改唱词。譬如某春节晚会请言兴朋唱《上天台》“二黄慢板”,最后一句原词为“又听得殿角下大放悲声”。可能是嫌“悲声”不吉利吧,竟改成“大放欢声”。观者无不喷饭。因此剧为姚期之子姚刚劈死郭妃之父,郭妃上殿来向皇帝哭诉,死了爹而“大放欢声”,简直不像人话!最可笑的是电视里这么一唱,竟被兴朋的徒儿们奉为圭臬,都这么唱起来,可谓谬种流传。按,据伟品兄说,他的老师宋湛清(与其表兄李家载同为言派传人)认为“大放悲声”原词也不甚妥当。即使皇妃在金殿之上“大放悲声”亦不成体统,所以宋老唱作“似有人声”,就是说听到了嘤嘤抽泣之声。如果这么改,显然就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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