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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剧《芦荡火种》魅力来自深厚的生活底蕴

[来源:艺术中国]  [2015/7/6]
沪剧《芦荡火种》从酝酿到诞生,同样经历了从生活中来的 曲折过程,它的艺术魅力首先来自于作者深厚的生活底蕴。

这个戏的执笔者文牧是人民沪剧团的老编剧。1958年初,受电影《铁道游击队》影响,想编个戏,反映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他曾听说过不少这方面的故事,也熟悉江南乡镇的风俗习惯,但自己没有部队的生活经验,因此很希望得到来自解放军文工团的剧团党支书的帮助。这位党支书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带来一批解放 军建军30年征文的未定稿材料。文牧仔细阅读后对其中崔左夫 记叙当年新四军伤病员在阳澄湖畔坚持斗争的《血染着的姓名》一 文特别感兴趣,觉得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材料编写一个传奇剧。他和这位党支书根据文中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并专程去 由新四军伤病员发展壮大的那支部队,参观了部队的军史展览馆,见到了36位伤病员的名单、有关照片和实物,听到了部队老首长和其他同志介绍的更多的生动的战斗故事。这时文牧被深深吸引,完全沉浸在新四军当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中。

回到上海,他反复分析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代背景,发现当时斗争的环境极其复杂,一方面国民党在消极抗战的同时,正蓄谋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方面日寇对我们党领导的苏南游击区又开 始进行新的蚕食扫荡。敌、伪、顽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新四军 36名伤病员坚持抗日斗争的故事发生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党的地下工作者必须摸清各个方面的情况,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 内部矛盾。《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对此有不少真实史实的披露叙述,特别是关于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利用茶馆作为党的地下工作 联络点,为救护新四军伤病员做了不少工作的描写给文牧很大的启发。胡广兴让自己侄子、地下党员胡小龙潜入湖中,用手托着小 船去芦荡转移新四军伤病员的细节后来被经过加工采纳搬到《芦荡火种》的戏里。

但是征文材料这方面的回忆比较简单,仅仅依靠这些雪泥鸿爪的记叙还很难构成一幕幕有声有色、精彩生动的好戏来。酝酿这一题材的创作时,文牧又开始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他想起了当年在市郊乡镇茶馆内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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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从小热爱申曲艺术高小毕业后在米店学了两年半生意, 随即弃商拜师,跟着先生参加小型的申曲班,在上海郊县一些村镇跑码头唱戏,对抗战时期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十分熟悉。他曾亲眼看到过当时战斗后的惨不忍睹的情景。还记得一次跑码头,船上来了日本兵,半路上竟朝天开了一枪,不仅一船人为 之惊慌,连芦苇丛中的野鸭也吓得乱飞。他们跑码头每到一个地方,上午往往在茶馆度过,边喝茶边听人讲新闻。”摆开八仙桌,招 待十六方”的茶馆生活和进进出出三教九流的人物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和平军士兵因为担心前途出路,苦闷得在这里互相吵 架。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讲述游击队严惩汉奸的种种传闻。他还听说附近有个草莽汉子用拾来的枪把一个正在剃头店理发的日本兵杀死,然后拉队伍打游击。这件事在茶馆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也使文牧昕了久久不能平静。

在构思新四军抗日斗争题材的剧本时,这一段生活的经历在他脑海里不断闪现。他把这些生活积累不断注入充实到去部队采访得到的创作素材中。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他进行剧本创作的坚实的生活基础。掩护新四军伤病员的斗争成为全剧主 要情节线,而那场精彩生动、引人入胜的”智斗”的戏则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他当年在茶馆内外的所见所闻和生活感受。后来在谈到这段创作经历时,文牧曾深有体会地说,36个伤病员的故事”为什么 吸引我,不止是它新鲜、传奇、有特色。假如没有我的生活积累,即使有一大堆宝贵的征文材料也引不起我的共鸣”;”没有我生活积累中的炸药,导火线就引发不出爆炸力”。

沪剧《芦荡火种》的创作源于生活,但又不是照搬生活。从生 活到剧本,经过了作者艰苦的艺术创造。这个戏演出后不断有人对号入座,说戏中的阿庆嫂、刁德一、胡传奎和郭建光分别是现实生活中的某某人。文牧听了都没有认同,他笔下的人物有生活中 的影子,但都已大相径庭。戏里阿庆嫂来源于崔左夫文中所写的那个东来茶馆的老板胡广兴。在创作过程中,由于戏里男角色太 多,剧团领导建议把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由著名演员丁是娥来演,文牧当下就接受了这个意见。谁知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物 性别的小小更改导致了全剧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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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茶馆老板起名阿兴,改为老板娘,只能称阿兴嫂了。兴是 缩口音,为了叫得响,把兴改成庆,索性让她叫阿庆嫂。要写老板娘,如果老板也在场,戏不免分散笔力,于是打发阿庆去了上海。阿庆嫂是个女的,如果孤身一人,要和胡司令、刁德一、刘副官和天 子九这些人周旋又不太方便,于是设计了阿庆嫂曾救过胡传奎的 往事,把他们的关系拉近一些,使这些人很难动邪念。至于救胡传奎的具体细节,则是把崔左夫文中一个护士用被单遮住蹲在水桥 下的新四军战士的故事移花接木,改成阿庆嫂把遭日寇追捕的胡传奎隐藏在水缸里。这样写,不仅揭示了阿庆嫂为人的机灵沉着, 也有利于表现胡传奎多少有点”感恩”思想。文牧过去在茶馆听到过不少关于投敌土匪也讲义气讲恩情的传闻,写了这一层关系,胡司令的形象有了立体感口也使阿庆嫂有了对付刁德一的挡风墙、保护伞,戏也能变得更丰满,更丰富。

由于把茶馆老板写成了老板娘,真实故事中那个在水下移船转移的新四军伤病员的胡小龙再作为茶馆老板的侄子,少妇大囡住在一起,也不妥当。于是把他写成另一家人家的年轻人,名叫沙七龙,另添一个妈妈沙老太,把崔左夫文中写的赵阿山的身世搬到沙七龙身上。沙七龙成为新四军家属,沙家母子都是阿庆嫂的依靠群众。阳澄湖畔军民鱼水情,人民热爱新四军、积极救护伤病员的事迹都通过他们来表现。这样不仅把他们和阿庆嫂的戏串在一起,对深化戏的主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刁德一的形象也是来自生活的一个杰出的创造。在那个年代,文牧曾遇到过不少这样奸诈狡猎的地头蛇。这种人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善于察言观色,见风驶舵,待人接物又往往笑里藏刀。他把这一类人物提炼概括,加上刁老太爷公子的身份和”留学东 洋”的经历,与草包胡司令构成敌人营垒不同的层面,性格上也有鲜明的对比。这样一来,全剧人物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矛盾冲突更 加尖锐强烈,故事情节更加跌岩起伏,整个戏显得丰富耐看。从生活到艺术,《芦荡火种》的创作经历了一次升华和飞跃。 正因为这一升华飞跃是建立在作者坚实深厚的生活基础上的,因此才能登临过去沪剧现代戏创作从未达到的新的高度。这一生活基础既有来自从部队获得的间接生活,又有来自自己早年亲身经历的直接生活。这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为作者的 艺术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强大的动力,最终造就了一个在全国家喻户晓、具有强大持久生命力的优秀戏曲现代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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