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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三)

[作者:乔建中]  [来源:拙风文化网]  [2007/1/25]
下篇:向纵深发展的阶段(1978—2000)

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全新时期。这一新时期最突出的特征一个是现代化,一个是开放。在人文科学领域,开放政策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学术思想的活跃,学术眼光的扩展及学科建设活力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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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纵深发展的主要体现

在音乐学领域,则出现了这一学科历史从未有过的一个全面的整体性的向纵深发展的崭新时期。其主要体现在:

(一)关于学科称谓、体系、方法论的大讨论。五、六十年代称“民族音乐理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音乐理论”等;八十年代出现“民族音乐学”的概念后,部分学者提出以民族音乐学取代以往的称呼;部分学者提出“传统音乐学”“中国音乐学”的主张,双方曾展开多个回合的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英语中Ethno这个词带有歧视非欧民族的涵义,故主张不用;也有学者认为“民族音乐学”仅是一种方法,它的所指包含不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些内容(面向),故不必草率接受。而赞同“民族音乐学”的学者又有“民族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学”的争论。后者认为音乐学的其它分支如“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声学”等均将本专业称谓列于前,以标示自身的专业特征,为什么“民族音乐学”要反过来呢?其实,口号之争是个表面现象。其实质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学科建设的一种进步趋势,大家希望有一个能够涵盖本门类研究的范围、方向、方法、理念等等的称呼,正说明学界对它的学术体系的关注。多数人还是接受了“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

(二)广泛介绍国外民族音乐学名著。1985年前后,音乐研究所组织本所从事音乐翻译的学者完成《论各民族的音阶》(艾理斯着,孙玄龄译);《匈牙利民歌324首》(巴扥克着,金经言译);《歌唱测定体系》(洛马克斯着,张珍芳译);《民族音乐学》(山口修着,罗传开译);《民族音乐学》(孔斯特着);《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奈特尔等着,沈洽、董维松编)。以上诸作,有的公开出版了(后二种),有的为油印本,但它们对于80年代的中国音乐学界,均起到了解学术信息、建立新理念、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的作用。特别是《民族音乐学译文集》,由于两位编者精心组织,使该文集几乎包罗了从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阶段前后八十年间大多数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论着(节选),如《论各种民族的音阶》(艾理斯)、《比较音乐学—异国文化的音乐》(萨克斯)、《民族音乐学》(孔斯特)、《什么叫民族音乐学》(奈特尔)、《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梅里亚姆)、《民族音乐学导论》(胡德)、《论民族音乐学的课题与方法》(考林斯基)、《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岸边成雄)、《民族音乐和民族音乐学》(山口修)等,从而使当时的民族音乐学者基本了解到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进程和相关理论、对象、方法等,并成为建设本国同一学科的“他山之石”。

(三)民间学术组织的相继成立。自1980年起,先后成立了中国音乐史学会(1981)中国传统音乐学会(1980)、少数民族音乐学会(1984)、音乐美学学会等民间学术组织,它们大都隔两年、三年或四年举行一次年会,对于促进本学科的学术进展,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其中,传统音乐学会已经举行了12次,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举行了9次。每次一个主题,一两个副题,使研究范围、深度不断有所增进。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历次会议的研讨主题是:

1980--(南京艺术学院)多主题—主持人高厚永先生作了《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之主旨报告;40余位民族音乐学家与会;结束后,参会论文结集为两册,内部通行;会议的举行,标志着大陆民族音乐研究的新开端;

1982--(北京,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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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沈阳音乐学院);

1986--(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作品结构研究,此次会议结束时,正式成立了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当年同时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

1988年--(西安音乐学院)会议主题为民族音乐分类方法研究;

1990年--(上海音乐学院)会议主题为传统音乐“乐种学研究”;

1992年--(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会议主题为对十余年来民族音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994年11月1日至4日--(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主办)会议主题为比较音乐研究;

1996年--(山东曲阜,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办)会议主题为“儒家与传统音乐”;“传承音乐与现代生活”;

1998年—会议主题为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河南开封,河南大学音乐系主办)

2000年--(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音乐系主办)会议主题为“丝路音乐研究”和新世纪的中国音乐研究,会后对新疆少数民族音乐的生态进行了实地考察;

(四)1984年召开首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地点在贵州贵阳市。此后,每两年举行一次。会址包括哈尔滨、包头、抚顺、乌鲁木齐、昆明等。主题多为少数民族音乐的分类、体裁、唱俗、历史沿革、与语言的关系等。在此之前,曾于1982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座谈会”。近20个民族的歌手和民歌研究者出席了此次会议。这是继1950年代发现多声部民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唱会和学术交流活动。它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五)学术专刊、大型词书的编纂、出版。继《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于1979年复刊后,《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交响》、《黄钟》、《音乐探索》、《乐府新声》、《天津音乐学院学报》、《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学》等陆续创刊,形成一个国家同时有十余种音乐学专刊的繁盛局面。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未从有过,在全世界也很少见。它强烈地反映出1980年代以来本学科学科建设的新貌。同时,有关单位还组织全国音乐学者协力编纂出历史上第一部《中国音乐词典》(正编与续编,1984、1990,缪天瑞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吕骥、贺绿汀等,1989)、《音乐百科词典》(缪天瑞,2000)、《外国音乐词典》(钱仁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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