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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自—与萧友梅志同道合的音乐教育家

[2007/2/13]
我们在述及萧友梅主持国立音专的工作时,曾提到与黄自的默契配合。黄自,字今吾,1904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黄洪培是清末追随康、梁“维新变法”的国学生,后来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母亲陆梅先是一位德才兼备的知识妇女,曾创办过一所新学堂“开群女校”。堂叔黄炎培是著名的职业教育家,曾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黄自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既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新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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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黄自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学校里,他参加童子军笛鼓队,在管弦乐队中吹单簧管,并在合唱队中唱男高音声部。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钢琴、和声。这时的他,已抱定了以音乐为终生事业的志向了。1924年毕业后,即公费赴美留学,在俄亥俄州北部的奥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学,同时兼修音乐理论。毕业后继续在奥柏林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后转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1929年毕业,取得音乐学士学位。其毕业作品管弦乐《怀旧》序曲,在院长、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戴维·斯坦利·史密斯指挥下,由音乐学院学生和当地交响乐队合作演出,受到评论界的推崇。这是我国作曲家所作的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也是美国交响乐队演出的第一部中国作品。1929年6月,他学成回国时,取道欧洲,游历了英、法、德、荷、意等国。

1930年,时任上海国立音专校长的萧友梅聘请黄自为该校教务主任。除了繁忙的行政事务外,他还担负起了全部音乐理论和作曲课程的讲授任务。很多课程当时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开设,有些课程的名称还是黄自亲自拟定的,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如“赋格”、“配器”等对常人来讲,这样的工作量已是难以想象了,可他还同时从事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黄自亲率学生为东北义勇军募捐,还自己作词作曲了气势磅礴的《抗敌歌》,抒发了“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的豪迈气节。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他为何香凝的《赠前敌将士》谱曲;为韦瀚章的歌词《旗正飘飘》谱曲。这两部作品当时均由胜利公司制成唱片发行。另外加上《军歌》、《青天白日满地红》和《国庆献词》共五首歌,合编为《爱国合唱歌曲集》,1934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黄自对中国的民族音乐发展抱有信心,他曾说:“我们要发展自己的音乐。中国的新音乐绝不是抄袭外国的作品,或如西洋人用五声音阶作旋律的骨干便可以作成的,它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作出来。”“西洋音乐并不全是好的,我们须严加选择,那些坏的我们应当排斥,而好的暂时不妨多多借重。总之,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音乐创作中对民族化的思考,也贯穿其音乐实践的全过程。他留学归来后的第一次音乐创作,就是把弦索调《思凡》中的《目莲救母》(佛曲)改编为男声四部合唱,而不失民族特色。他创作的清唱剧《长恨歌》是一部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悲剧,原计划要写10个乐章的,但生前只完成了7个。其内容主要是参照清初洪升的《长生殿》来构思的,由韦瀚章重新编词。这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部多乐章大型声乐套曲。民族风格的音调、民族调式的复调写作以及恰倒好处的对西欧古典音乐创作技法的借鉴,使作品获得了经久的艺术魅力。这一切均得益于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西方作曲技法的熟练掌握。

1932年,商务印书馆为黄自出版了一本歌集《春思曲》,收有《玫瑰三愿》、《思乡》和《春思曲》三首歌。这三首作品,采用的都是现代诗人的词,谱写成为音乐会演唱的抒情性独唱歌曲。这几首歌的结构严谨,笔调洗练,音乐形象鲜明,至今仍是音乐会的保留曲目而为诸多的声乐家所喜爱。他的作品多具有爱国民主倾向,更由于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严谨、精湛的艺术性而流传不衰。

国立音专的教学制度多参照欧洲音乐院校的做法,采用学分制。学校非常重视基础训练,质量要求严格。这当然得益于萧友梅、黄自等人正确的办学方向和科学的管理,更得益于当时任教于音专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那时有多少一流的教师,我们且不去管它,只先来看一看那个时候这所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多少著名音乐家吧:贺绿汀、吕骥、丁善德、江定仙、钱仁康、陈田鹤、刘雪庵、谭小麟、喻宜萱、周小燕、李献敏、易开基、李翠贞、范继森、吴乐懿、谭抒真、戴粹伦、陈又新、蔡绍序、郎毓秀、高芝兰、葛朝祉、李德伦、黄贻钧、韩中杰、斯义桂、桑桐、瞿希贤、冼星海、张曙、蒋凤之等。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也陷于瘫痪状态。随着国民政府的机关、学校、团体陆续撤至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一些音乐家先后在西南各省建立了不少的音乐院校。但由于兵荒马乱,经费无着,多数较难维持,属昙花一现。影响较大的有1940年建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院长先后为杨仲子、吴伯超等。该院在注重教学质量的同时,注意民族音乐的学习和进行社会性的艺术实践活动。曾设立国乐组,聘请杨荫浏等名家任教。师生们还排演了曹禺的名剧《日出》;走向社会举办音乐会,演出过《所爱的大中华》、《海韵》和应尚能作曲的清唱剧《荆轲》等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音乐作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学校办得生机勃勃,有声有色。抗日战争胜利后,迁校至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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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专、重庆青木关音乐院,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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