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对于”六经”虽然做的主要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即”述而不作”，但这一开创性的学术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1](P2)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发展。但由于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经籍百家遭到严禁，致使学术为之一变。汉惠帝时，下令废除《挟书律》，百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学术为此又起一变。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汉初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西汉末期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东汉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学术史研究从此绵延不绝，各个朝代官修或私修史书，一般都有总结前代学术的专门章节，或曰《艺文志》，或曰《经籍志》，目的都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