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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对江户时代的影响

[2017/11/6]
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毓庆)

《尚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同时也是东亚诸国家的经典。早在公元六世纪,《尚书》即由五经博士段杨尔传入日本。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则将《尚书》定为大学寮课程的教科书。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1603—1867),《尚书》研究出现高潮。当时著名儒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中井履轩、佐藤一斋等,皆有著述。其对《尚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关于圣王之道的探寻

《尚书》自《尧典》开篇,终于《秦誓》,记载的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国理民之道。对此,江户学者极为关注。如古文辞派领袖荻生徂徕曾言:“《书》者,帝王之大训也。圣人之言,义莫备焉,道之所在也。夫《书》者,义之府也,舍是而何求哉?先王之道与义,折衷于《论语》,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尚书学》)其初,程朱理学盛行,朱子学派讲道学,也谈尧舜禹汤相承传的道统。其后,古学派崛起,则更是要从古经古史中探寻道统的踪迹。如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扛着“尊古”的大旗,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儒学的真谛,而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师徒则是将儒家文化上溯到了尧舜禹的原始时代。《尚书》中反复倡导的“德”“仁”“敬”“诚”等,也被他们认作为“圣道大义”。然而,日本学者在感受“德”“仁”“敬”“诚”的过程中,却将“忠君”视作了尊王尊圣、恪守道统的第一要义。如林罗山在解读《尚书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一句时,便说:“‘放’当作‘教’,盖古文‘放’‘教’相肖,传写之误也。太甲不顺,故尹教诫之于桐,而后顺于道。”(《林罗山文集·示恕靖百问》)伊尹为臣,岂可流放自己的君主呢?为了强调“忠君”思想,不惜更改经文。再如《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孔安国《传》解释为“二生,卿执羔,大夫执雁。一死,士执雉”,这是指不同级别的人所用的礼物。林之奇《尚书全解》就曾说:“皆其所贽之物,量其贵贱轻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义理于其间。”日本冈白驹则说:“雉性不驯,不可生为贽。士执雉,取其守介,死不失节也。”(《尚书解》)即将此与忠义之行联系在了一起。这体现了江户时代日本学人及民众的价值取向。重义轻生,美化死亡,忠君死节,变成日本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尚书》等中国经典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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