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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隽彦,大学泱泱——寻访北国与南疆的西南联大纪念碑

[2018/3/27]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今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内)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八十周年之际(联大校庆日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日计算。简洁起见,下文简称“联大”,所有纪念联大的碑都简称“联大碑”),笔者终有机会亲赴昆明,拜谒“联大”旧址。徘徊于前辈学人生活过的这片土地,驻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下,品味冯友兰先生所撰碑文,不禁心有所感,并联想到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中的另外几方纪念碑。它们虽然星散在北国与南疆,相隔遥远,但其象征意义,以及所彰显的精神,却毫无二致。重温这几方碑的来龙去脉,抑或还有一丝超越考据学的意义。

一、昆明联大旧址上的联大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结束;联大校歌中期盼的“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理想,即将成为现实。数日后,联大即设置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筹划三校迁返平津。但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困扰,回迁事宜一拖再拖,直至1946年5月,联大才正式宣告结束。北返前夕,三校在原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今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内立碑以为纪念,这便有了“联大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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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作别生活了八年之久的昆明,留点东西以为纪念,是联大实际掌门人梅贻琦的动议;而做一个传统形式的纪念碑,则出于冯友兰的谋划。冯先生回忆道:“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呆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2版)

此碑的设计与制作,联大几位与其事者颇费过一番心思,梅贻琦、朱自清等人日记中都有相关记录。1946年2月26日下午,朱自清“参加校志委员会茶会,讨论纪念碑问题”(《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载,1945年10月30日,“聘请冯友兰、雷海宗、姚从吾、罗庸、闻一多诸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委员。并请冯友兰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并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册编辑委员会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加聘冯文潜先生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据此可知,朱先生所言“校志委员会”,是联大为编辑校史而成的临时性组织,其委员有冯(友兰)、雷、姚、罗、闻、冯(文潜)六位。1946年3月2日,梅贻琦“咳嗽稍好,鼻涕仍多”,但仍为纪念碑的事操劳,“晚约冯、雷、姚、罗、闻、唐、刘、潘、汤、朱(闻未来),便饭,商写刻纪念碑事。余酒食未多进,陪座而已。十点客散。”(《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自清也记下了当日梅贻琦晚宴的情形:“参加梅先生晚宴,主客为唐、罗、刘三人,他们都是纪念碑之设计者。”(《朱自清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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