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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论贵在“适度”

[来源:人民日报]  [2007/3/23]
历史评论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褒贬得当、恰如其分,也就是要讲究适度。适度,是历史评论的难处,也是历史学家的高明和可贵之处。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评语多是提神之笔,言简意赅,适乎其度。他言屈原之忠贞是“竭忠尽智”、“正道直行”,赞李广之受人敬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评论与简练而传神的叙述互相呼应、相得益彰,令人过目难忘。正因为如此,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历史评论要做到适度,对所论人物或事件至少应具备三个要件:一是信实的把握,二是切要的认识,三是恰当的表述。用中国史学传统的要求来说,就是必须在考据、义理、辞章三个方面下功夫,并力求三者密切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对历史事实的真实了解和历史发展脉络的清晰把握,掌握“实事”;才能对人物和事件的性质、意义,对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有深入理解,取得规律性的认识,达到“求是”;才能进而找到恰当的表述方式和语言,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相关人物的评价,就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例子。

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强调,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作用很大”,“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是信实的态度,对历史人物做了客观公允、恰如其分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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